放大

“在我以前的影片里，我试图去叙述人类爱情关系中情感脆弱的方面，表达人类个性和别的方面的更多部分之间的联系。但是，在《放大》这部影片中，我则一点没有去表现这种主题，这是非常明显的。而我表述的是单独的人物和现实之间的联系，现实、事件都是紧紧地围绕着人物而存在的”                                                             ————安东尼奥尼《放大》就像一部现代派的小说，没有引人入胜的情节，却有着精致的表现技巧与足够的思想深度。如导演所说：影片“表述的是单独的人物和现实之间的联系，现实、事件都是紧紧地围绕着人物而存在的”，这里导演显然已经不再拘泥与对现实的记录，开始转向更终极的探讨：现实是什么？事实上此时意大利的新现实主义浪潮已经开始退潮，而安东尼奥尼自己也转向了关于现实另一层次的思考。导演已经说明：影片中最关键的是人——处于现实中却最终走向虚无的人。于是《放大》中值得关注的是人，而非情节。实际上影片情节已被导演人为弱化，叙事线索不够集中，甚至可以说支离破碎。太多与情节不相关的人物不时出现，扰乱了观影者对情节的注意力。我们完全可以想象《放大》若是再悬念大师希区柯克手上会和现在有多不同。如果一定要说出影片的情节，那么可以简单的这样表述：青年摄影师托马斯在伦敦的一个公园里，偷拍了一组关于一对情人的照片，并被当事人发现。照片上那个女子追踪而至，拼命想要回照片和胶卷。这引起了托马斯的怀疑。他把那些照片不断放大，结果从那些照片中发现了一具尸体和一个拿着枪的人。他坚信这是一起谋杀案的证据，并想根据这些照片揭露这起谋杀，但最终却一无所获，自己反而陷入一片生存的迷茫之中。这让我想起法国人的萨特的所谓存在主义的思考，撇开记录方式的差别，单从书名与主要观点来看，其著作《存在与虚无》更像是对《放大》这部电影的哲学注脚。“人是一个自为的存在，现在是一个联系着过去和将来的否定，实际上是一个虚无。”存在主义哲学家们认为：存在是偶然的、荒谬的。人生活在一个孤立无援的世界上，人是被“抛”到世界上来的。人生是一场悲剧。《放大》用一个个镜头表达了对现实的质疑、探寻而最终彻底困惑。摄影师的女邻居和摄影师有何关系我们无从得知，可是解读整部影片的一把钥匙就握在她的手中。当托马斯借助工具——个体与现实的中介把照片不断放大。最终得到的真相——那张没有被人拿走的照片，在女邻居看来就像一幅梵高的油画。“油画”无疑就像以影片结尾中并不存在的网球一样是一个象征虚无的存在，另托马斯忙碌整天所要探寻的真相其实是一场虚无。或许作为艺术的真实，远远比现实的真实来的更加亲切与可爱。如同作为油画的照片远比作为真实拷贝的照片可爱，作为古董的螺旋桨可能远比作为飞机飞行工具的螺旋桨更加让人珍视。随着技术的发达，以及不断出现的技术对现实世界的有利或不利的改变，西方人迅速分为了两大阵营：科技决定论与其反对者。在对技术抱以无限热情与憧憬的同时，一大批艺术家和知识分子对技术的恐慌也与日俱增，安东尼奥尼就是其中一位。安的第一部彩色片《红色沙漠》就是以此为主题的一部电影。说到这里，有意思的是安东尼奥尼晚期对数字技术又表现出了无比的兴奋，并在那场著名的与伯格曼的谈话中反复提到技术的进步多么神奇之类的话。这也许反映了人们对于科技进步的普遍的复杂看法。而在影片《放大》中，导演也毫不遮掩的表达了对技术和工具的不信任，照相机作为那个世纪最重大的一项发明让人们可以几乎无差别的记录发生——却永远无法记录真实。照片可以被拿走，托马斯的话不被任何人相信，就连肉眼看到的东西——公园的男尸也可以不翼而飞。作为对先进技术和工具的优秀使用者出现的摄影师托马斯，在他的工作室就像国王一样可以为所欲为。并希望通过工具——照相机、胶片、现形水、放大镜等等追查真相，却最终得到的是虚无。也许，虚无作为存在本身就是一种真相。影片中最具符号特征的人物要数开头和结尾处出现一群人，这些人被涂上了白色的脸。我把他们理解为无差别的人。这些人独立于影片中没有脸谱的其他人，他们以种种行为艺术寓言这个世界。导演用他们作为高度抽象化的无声的语言，告诉你他要表达的东西。而影片中最具象征意义的应该是最后的一场打网球的戏。一群被涂了脸，象征无区别的热衷游戏的人开始了一场虚无的网球比赛。而这更像是一场行为艺术。参与者全神贯注，仿佛这是全世界最严肃的一件事情，球不时被打出边界，当主人公托马斯被请求加入——捡起虚无的球时，他略微思考了一下，便放弃手中的相机，就像打球的人放弃球拍，一脸严肃的把球抛向空中。一个很长的特写镜头里，托马斯的眼睛开始和众人一样追随着空中球的飞行轨迹。而那是否存在却似乎还是永恒的难题。具有高度符号化、隐喻性的还有拿把破碎的吉他。托马斯无意闯入一场摇滚演唱会，听众仿佛被催眠似的集体呆滞，让人怀疑他们对摇滚是否真正欣赏。一把被摔碎的吉他抛向人群，突然引起了众人哄抢。托马斯也像被催眠似的拼命夺得吉他。这仿佛在告诉我们，人类的务实有多么可笑。即对真正关键的虚的艺术的漠不关心，而对实际已经残破的实的物质过分狂热。而一旦离开特定场所，破碎的吉他也不再重要。像垃圾一样被丢在街角。这似乎在进一步告诉我们，连实际的东西也不再重要。那么什么是重要的？谁知道。与此类似的还有反战游行的口号牌，吸毒女的那句“I’m in paris”。此外，影片中表现出来的对于女性的态度，也值得讨论。女权主义者看了这部影片很有可能会痛骂我们的安大师，同我一起观影的一位女性朋友更表示其已经出离了愤怒。影片中的女性角色的确没有一个是比较光辉的。给人感觉是没有大脑、堕落、失败。那群摆不好造型的人像木偶一样被摄影师喝叱，开古董店的女老板也是失魂落魄，两个想拍照的女孩一心只爱漂亮却让摄影师当作玩物，公园的女子和别的男人偷情，更别提那个堕落的吸毒女了。安大师为什么会这样刻画一部电影里面的女性角色，我想除了为了表现摄影师在其工作室的控制力外可能还有一些其他什么原因，至于到底是什么原因，只有去问云上的安东尼奥尼本人了，也许他正和伯格曼继续那场旷日持久的讨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