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奥梅尔

近年来，不少年轻的法国非裔导演开始在影坛上引起关注，凭《悲惨世界》震惊戛纳的拉吉·利、凭《大西洋》一举拿下戛纳评审团大奖的玛缇·迪欧普，都是其中的佼佼者，而去年又一位女导演加入到这个天才阵营。爱丽丝·迪欧普凭首部剧情长片《圣奥梅尔》在威尼斯电影节赢得评审团大奖，成绩斐然。虽说是首部剧情片，但其实她早在 2005 年已开始拍摄纪录片，并先后多次获奖。其作品多以巴黎郊区生活的黑人为主角，充满着温柔的观察目光，用简洁精炼的画面展示出原始粗粝、鲜明活泼、直达人心的力量。 《圣奥梅尔》同样将镜头瞄准了法国的非裔女性：一位杀死自己婴孩的母亲。这个耸动的题材改编自真人真事，不过迪欧普并不想拍成一个抢夺眼球、哗众取宠的社会新闻故事。她依旧遵循她擅长的纪录片的组织架构，一面以真实事件为蓝本，透过客观冷静的镜头还原杀婴案的法庭审讯过程，另一面大胆置入一位虚构的小说家的角色，这位同样是非裔的女性想参考这桩案件创作小说，却在听审的过程中有了更深刻的发现。

看过迪欧普作品的影迷会知道，她擅长将私人家庭录像素材、公共场所的固定观察视点，以及将个体记忆与黑人群体历史巧妙糅合，在这部新片中均有所延续。她深知这不是一部调查杀婴案的纪录片，所以并没有一上来就拍法庭审讯场景，而是聪明地以小说家的视点切入叙事。先以课堂上一段针对女性的耻辱历史拉开序幕，再转向小说家的私生活，展示她与白人丈夫、母亲的描述，并引出她与母亲的矛盾关系。 这个叙事者的设计大有用意。根据导演本人透露，她当年相当关注这桩轰动一时的案件，甚至私下有到过法庭旁听，因而对被告人感同身受——两人都是与白人诞下过混血孩子的非裔女性。于是，导演将亲身经历复制到这个虚构的小说家身上，借其视角表达出她对杀婴少女的鲜明态度，也借助这个独特的视角使两位非裔女性的命运产生交集。法庭上两人目光交接的一刻，迪欧普将小说家的私人体验悄然潜入到非裔女性群体的困境之中，这种不动声色的手法在她上一部纪录片《我们》中曾出现过。

同样是以法庭戏为重点，《圣奥梅尔》不免让人联想到今年戛纳金棕榈获奖片《坠落的审判》，该片以大段针锋相对、扣人心弦的审讯情节引人瞩目，而《圣奥梅尔》却有迥然不同的表现风格。导演刻意撇除了法庭上常见的激烈对峙情景，尽管也有公诉方与辩护律师的交锋，但整体情节偏向于人物的冷静自述。导演不旨在揭露被告的犯罪动机，或者说无法给出明确合理的解释（这与《坠落的审判》中女主角是否杀夫的叙事策略类似），甚至更大胆省略了最后宣判的一幕，由此明示了这不是一部旨在审判、扬善惩恶的作品。 迪欧普采用固定机位拍摄，偶尔移动摄影机摇拍，譬如法官抽取陪审团成员的一幕，在呆板单调的场面调度里，以特写镜头突出人物的眼神和表情，特别是非裔女性的脸部特征与身体轮廓。随着法官的提问，被告及证人在作供过程里不时陷入迟缓与停顿，营造出不少沉默的时刻。由此，整个法庭成为了一个充满表演色彩的舞台剧场。

在这个舞台上，导演透过各人的轮番自述，尤其是被告的证词，首先引出对非裔移民生存困境的思考。黑人少女跨越重洋来到法国，一方面为逃离母国落后压抑的生存环境，另一方面，她到了法国后也不得不面对融入的难题。尽管天资聪慧、学历高，讲得一口流利的法语，但她仍摆脱不了白人社会的殖民思维与种族偏见，她的肤色在其他法国白人看来始终低人一等，知识分子的身份也难以打破对黑人的刻板印象。由此，整个国家对非洲移民的结构性歧视（包括法律司法与教育系统）浮出水面，例如，法庭上除了被告、被告母亲和小说家外，全是白人；学校的老师认为被告应选个跟她文化有关的题目，而不是维特根斯坦的哲学论题。 尽管这名杀婴少女身上有显眼的移民与种族标签，迪欧普更在意的却是她的性别及母亲的身份。不论她因叛逆而被父亲中断生活来源，还是充当老男人感情中的第三者，她在原生家庭和婚姻关系中均以弱者的姿态亮相，承受着来自男性的压迫与剥削。更不堪的是她诞下孩子后，得不到伴侣和家人的体恤和关怀，陷于孤独无望的抑郁情绪。

这种产后抑郁是否导致其杀婴的动机？影片没有答案，按照她的说法，她是被下了诅咒才做出如此骇人的行为。这种带有文化差异的证词并没有引发太多关于传统/文明、迷信/科学的争辩，反而揭示了社会普遍对单身母亲的偏见与误解。剧本始终没有对杀婴动机下定论，却透过女辩护律师压轴的一番陈词而令人感触颇深：母亲和腹中的女婴存在着互相影响的关系，彼此共享DNA，再推演出“女人是奇美拉怪物”的结论。 表面看来，这种女性自嘲的表述似乎迎合了社会主流的观点，暗藏着较为普遍的厌女思维。反过来，从这种阐述母女关系的怪物理论却给小说家提供了与其母亲和解的契机。两条叙事线、两对母女角色均以镜像在此互相映照，耐人寻味。这段令人潸然泪下的陈词（也许）触动了刚正不阿的女法官，撼动了冷漠的律法制度，甚至影响了最终的审判结果。然而，更深远的意义在于，这段出自白人女性的话语打破了种族肤色的界限，跨越了社会地位及身份，回到了母性的核心表达。导演不再执着于被告的杀婴动机，而是将思考焦点转到非裔女性在法国的生存及身份危机，这才是作品最宝贵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