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终结

拉夫•达兹的电影基本都与菲律宾的历史和当下有关，极具个性，惯用固定长镜头，一部片的长度通常超过四小时，最长的超过十小时。 近年来，他的作品受到各大电影节和影展的关注：[历史的终结]入围2013年戛纳电影节一种关注单元；[今来古往]（2014）拿到洛迦诺电影节金豹奖；2016年，八小时的[悲伤秘密的摇篮曲]获得柏林电影节阿尔弗雷德•鲍尔银熊奖；同年，[离开的女人]夺得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的。 [历史的终结]改编自拉夫·达兹最爱的俄罗斯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罪与罚》，以当下菲律宾作为故事背景，主人公的境遇关联着社会、政治和经济，看尽愤怒与怀疑，经历正义与善良，留下的不只是对人间悲剧的慨叹，还有萦绕不去的无能的挫败感。 角色的身份超越了地域限制，具有普世色彩。他让我们看到生活中，存在着令人乏味的傲慢与偏见，贫富差距等社会问题诱生简单的二元对立思想，在理智与情感的交互作用下，经受人生的罪与罚。 法学生的愤怒 法比安是法学院的辍学生，对沦为摆设的菲律宾法律感到失望，用消极的方式放逐自己，在简陋的租房内，通过写作、阅读、思考，探究理想与现实的关系，寻找救世出路。 值得讽刺的事情发生在电影的开始：法比安把两个好朋友叫了出来，在咖啡店谈论着国家的前途、人民的自由、马克思主义之类的话题。言语中，法比安有近乎偏执的道德和正义感，甚至是激进的倾向。但是，他把朋友叫出来的真正目的不是要谈这些，而是要借钱付房租和买书。 朋友开玩笑的说到：“最后，亚当•斯密赢了”。

法比安的生活渐渐与他人脱节。跟大学朋友出游时，他把手机扔了，这一举动极具象征意义——他对周遭的俗世越来越不满。在菲律宾的政治环境下，他富有正义感的内心，找不到行动的途径。退学后，法比安越来越边缘化，经常和朋友争论政治话题，但那些只让他感到更加绝望。 知识并未给法比安带来解决现实问题和内心困境的办法，反而让他陷入焦虑中。往好了说，他是生活在社会责任感与自我无能的挣扎中；往坏了揣测，他像个半吊子知识分子，满腹忧国忧民情怀。 法比安经常向富婆玛格达夫人借钱，但他实际上有机会获得好的工作，完全不需要过这种生活。这是拉夫•达兹对［罪与罚］中的主角进行的最大改编。小说中，主人公是个因贫困而产生仇恨心理的人，法比安则主要是因为内心对现实社会的不满，而走向自我封闭。这种改编使角色具有了一层现代意义。

事实上法比安的家境并不差，只是他选择脱离了父母不在身边的家庭。他的困境产源于对社会过分失望的认知，以及近乎公道仲裁者的社会追求。 影片的另一条线，讲述了一个育有一子一女的贫穷家庭的故事。圣诞节的夜晚，腿受伤的杰奎因被妻子易来莎搀扶回家。彩灯照射下，一家人从画面深处走近，没有过多言语欢笑，镜头给足了耐心，看着他们走近。 杰奎因受伤后长时间不能工作，易来莎依靠变卖家当和借钱度日，玛格达夫人也是他们的债主。有天晚上，彻底和朋友决裂的法比安，看到易来莎在玛格达家门外苦苦哀求，被拒之门外，蹲在墙角路灯下哭泣，于是给了她一些钱。第二天晚上，玛格达和女儿惨遭杀害，杰奎因成了犯罪嫌疑人，在司法不公下，被轻易定罪。 无能的力量 杰奎因入狱后，易来莎依靠卖菜维持生计。法比安则完全变了一个人，暴力没有使他看到希望，反而使内心更受煎熬。他以正义仲裁者的身份，将仇恨矛头指向富人，却没有帮到任何人。 影片故事发展到这里，表面上呈现的是横亘在富人与穷人之间被误解的鸿沟，但实际上在后面更长的篇幅内引出了超越阶级本身的人生困境。 杰奎因没有杀人，因而抗拒适应监狱的生活，但他向来平和，在时间和现实面前，最终选择了屈从。他和狱友相处融洽，力所能及地帮助他们，包括虐待过他的狱霸。 如果说法比安是以退学的方式抗议法律的无能，是种消极举动，杰奎因的逆来顺受多少也是消极的。后者以“无能的力量”承受扑面而来的重压，生活没有变得更好，但他在等待希望。法比安在理智与愤怒之间失去了方寸，生活完全被毁。 在咖啡馆打工期间，基督徒朋友想要用宗教化解法比安的内心痛苦。这对骨子里排斥无用言论的他，没有任何作用，他不相信一个人的罪恶可以被上帝宽恕。 几年自我放逐后，法比安回到家中。他的父母常年不在家，全靠佣人将他和姐姐带大。如今，他绝望到没有了家庭观念，破坏一切美好的东西。信奉基督教的姐姐一个人守着家，乐观看待生活，反而刺激了他悲观的情绪。 他用最极端的行为毁掉了姐姐的幻想，对社会的不满转向对人性的绝望，行为变得疯狂。在野外，他杀死了自己宠爱的小狗，一刀一刀地捅下去，伴着粗大的喘气声。 法比安雇了艘小船，呆滞地坐在船上，漂于河中。他在自己追求的世界里彻底失败了，伟大的愿景没有实现，反而使自己变成罪人。不能把他的悲剧，完全当成是对知识分子堂吉诃德式的行为的讽刺。更深意义上，他暴露了人类的善心与恶行，在复杂的现实环境中，如何变得边界不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