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陶芬贝格

今天晚上和朋友在德基看了电影《刺杀希特勒》。又是一部关于二战的电影，只是这次的主角换成了一批用生命来谋求改变的德国社会精英。这部电影在一定程度上也解释了我心中的疑问。二战中，在希特勒的引领下，德军做出了很多惨绝人寰的罪行，为什么没有有识之士站出来抗争呢。原来这些对抗一直都存在着，只是我先前并不了解罢了。而抛开电影本身，它引发了我些许的思考。1 排除异己在我看来，阿道夫·希特勒最大的问题，不是发动了二战，而是他不允许这个世界上存在着有别于他的意识形态和声音。于是对外疯狂的入侵、屠杀犹太人；对内盖世太保横行，军政内部充满着白色恐怖。不允许不一样的事物的存在，这是很多罪恶的根源，也是人类本身的劣根。就因为惧怕不一样事物的存在和强大，从而影响、颠覆甚至取代自己，人类往往“丧心病狂”。这其实能从一定意义上去解释西藏问题、朝鲜问题、微妙的中美关系问题。因为怕自己所谓的文化、传统、特色并取代和同化，于是小心提防、步步为营。其实这种事情也经常发生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当我们发现自己身边出现特立独行的人或事的时候，我们最先和最本能的反映就是疏远和排斥。因为更多的时候，“不一样”代表着危险，代表着矛盾和争执。就像我们的口号“one world,one dream.”我们渴望的是共鸣，但是也许这个世界，因为不一样才充满着精彩和魅力，也许只有当人有足够的眼见和心胸的时候，我们才真正的能做到“求同存异，和谐相处。”而不会更像一种梦想，一个口号。2 站队本身就是悲哀电影中，描绘了很多德军将领在政变中对于“站队”问题的困难选择。因为一旦分不清楚形势，选错了阵营，危险就一触即发。于是大家需要观望、分析、求证，谨慎行事。事实上呢，他们真的有正确的选择吗？战争年代，形势瞬息万变，今天的强者也许明天就孤立无援，今天的反叛也许明天就成为正统。更多的时候，大家只能看到当下，而看不到长远，很难预见。这样的事情同样也发生在我们的工作和生活中。相信任何的公司都或多或少存在着大大小小的派系，作为“小蚂蚁”的我们，也许会涉及到“站队”的问题，虽然我们极力避免去跟随、去选择。但是被迫的“站队”还是会时时发生，这个时侯我们就需要冷静下来深思熟虑。但是，事实上呢？在我看来，无论怎么选，都很难阻止悲剧的发生，都很难确保自己现在和将来的万全。必然性寓于偶然性之中，一些微妙条件的变化，时局可能就瞬间扭转……于是我终于明白，为什么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们越来越不喜欢做“选择题”，而喜欢做“问答题”。因为“问答题”给了我们充分的时间和机会去阐释、去隐藏，去运用官方辞令回避矛盾的实质。3 改变历史的人，往往不被时代所接受这部电影让我想起了另一部我非常钟爱的电影《勇敢的心》。那悠扬的苏格兰风笛，那发自内心关于“freedom”的呼喊，和一个叫“华莱士”英雄的故事。是啊，历史往往由胜利者书写，我们很难去了解所谓的真相。就如社会的变革往往都需要先行者，但是他们在当时的年代，却经常是被“抛弃”的一群。于是在一定意义上，成为彻彻底底的“叛逆者”和“牺牲者”。当然历史会铭记他们，只是需要等待，要等数十年、数百年甚至更久，而他们却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4 态度决定一切这些年，反思二战的电影越来越多。在对待二战的问题上，德国和日本可谓截然相反。战后，联邦德国政府利用各种机会对纳粹德国的罪行进行真诚忏悔和谢罪。1970年12月，勃兰特总理在华沙犹太人死难者纪念碑前的惊人一跪，被誉为“欧洲约一千年来最强烈的谢罪”。更为可贵的是，德国政府对二战的反思并没有仅仅停留在认罪、忏悔和道歉上，它在战争赔偿、战争纪念和历史教育等实际问题上也显示了极大的诚意：几十年来认真履行赔偿义务，向受害国及受害者个人支付了巨额赔偿；1994年德国议会通过《反纳粹和反刑事犯罪法》，严禁以任何形式宣传纳粹思想，并对新纳粹分子进行严厉追究；近十几年来，每年都在集中营旧址、主要战场、博物馆、西方盟军和苏军墓地举行各种各样的纪念活动，以警示世人；在教育方面，规定历史教科书必须包含足够的有关纳粹行为的内容，教师必须对有关纳粹专制特别是集中营和大屠杀的历史进行充分讲解。    而相形之下，日本政府的做法只会激情民愤和不满。日本教育部门一再修改历史教科书，不愿承认也不愿反思当年侵略东亚各国的史实；日本法院一再判决要求日本政府道歉和赔偿的东亚各国受害者败诉；日本首相不断参拜靖国神社，并为远东国际法庭判处死刑的七个甲级战犯树立“七士之碑”。    这就是为什么，中国人在内心深处始终无法原谅日本的原因。这就是为什么一谈到日本我就会用“小日本”相称的原因。战争是罪恶的，但是战争背后深沉的“罪恶”更值得我们去反思和警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