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望的人们

杨索贡献了一部非常重要的电影。在《无望的人们》中，杨索和他的同伴们演示了，进化到巅峰的权力如何借助电影，这项最擅长营造恐怖与虚无的技术，完成了对被自我放弃的人类存在的彻底接管。因权力之名，自由成为了不需要处决，便被乖乖驯服的囚犯。囚禁者和被囚禁者的关系，决定了他们每一次的看，说，走，站，坐。观能，身体，生命被权力捕获，进而成为其运作和表达的无尽工具。 本片中出现了大量的斜视和类似的从侧面看的镜头。斜视首当其冲发生在囚禁者和囚犯之间，在以下截图中，囚禁者以János Gajdar为圆心不停来回踱步，而后者只能被动地以眼还眼，同时交出了通过身体姿势的改变而扭转秩序的权利。

同样的情况发生在János Gajdar成为告密者之后，当他也有样学样地开始试探他的“囚犯”的时候，后者选择了回避他所鄙夷的János的凝视来捍卫私密，尽管如此，他仍然没有选择通过更大幅度的移动来走出János的视线。换言之，以眼还眼是最低级的不抵抗，不看则是第二低级的消极抵抗。

32分58秒，被怀疑是冒充士兵的某人被投入囚犯当中， János先是祭出他侧面大量的惯常姿势，只不过这次的被审视者选择不断行走来摆脱János的目光，值得注意的是，在画面左侧的景深处，始终有个身材高大的囚犯将整起事态一览无遗。

攻方与守方都暴露在第三方的视野之中，而第三方协同他的两个目击客体，和更多没有被取景到的视野，又被摄像机这个做着类似囚禁者那样环形踱步的视野尽收眼底。运动加大了捕捉在文本内外的准确性，而景深则反映出了比动静更深层次的真伪问题：那个高个子是真的囚犯，还是卧底囚犯的狱卒？他看的是János还是János的客体还是别的什么人？他是真真切切地在看两人的一举一动，还是在寻找什么别的图像？他一边看又一边在走，他又是在和画面未呈现的谁在互动？

在《我的回乡路》的影评中，我已经提到了，杨索对于观看行为的深刻悲观，而在本片中，观看甚至已经不再是一种无能，特别是带有强烈阴谋意味的侧面观看，成为了规训者，连同他赦免死刑的虚假承诺的，一份施舍给其受害者的附带着魔咒的礼物。接受这份礼物的后果便是，原本其内在自由必须被充分尊重的世界，客体化成为一个彻头彻尾的致命接龙游戏。连同自由一起消失的就是，真相与谎言之间的壁垒，千辛万苦看到的，都将被证明是虚假的，而且，即便真相也不能换来活命。观看的唯一后果就是冲突，敌我不明，随时结束又随时开始的冲突，在下面的截图中，János发现自己陷入了被斜视对象的陷进中，四面楚歌。权力启动了这场互杀轮盘赌，但不是规则制定者，更不是胜负裁决者。

由于很早就将János的自取灭亡结局推到了台上，所以杨索还另辟蹊径地呈现出了权力的另一个属性：反高潮。 此处的反高潮，究其本质是对基本事态走向规律的蔑视。权力将万事万物非死即生的双极性又降了一格。因此，杨索不需要用他的电影挑衅什么东西，便充分证明了毁灭是绝对的。这座建在匈牙利大平原上的无名工事是地狱在人间的分部，所有出现在这个场域中的人都在出场伊始就已经被毁灭，他们是工事只进不出的囚犯，更是电影为了延续其自身运转而不断生产的质料：不光囚犯，也包括囚禁者。而我们看到的只能是，寻找潜伏桑多尔团伙的权力内部逻辑，如何取代了，一些人死一些人能活下去的外部常识。 有趣的是，此类影片常见的套路，往往是大量描绘监室，而忽略监视中枢，从而营造一种通俗意义上的，对无处不在眼睛的警示。而杨索却在本片反其道而行之，将原来只能当作月球背面的指挥中枢扶正，本片所有的室内空间场景都发生在其中。指挥中枢成为了唯一配备了亮光的人造空间(单独囚禁犯人的小号都是一片漆黑，点名的操场更是没有照明，所以在János的某次指认后，夜里，白天连续两次集体点名)，亮光确保了在互相凝视或者暗中凝视之外的第三种选择：自我凝视。在这种凝视中， 囚禁者享受着演员一边表演一边欣赏自己表演的优越感。当囚禁者将János和Kabai父子赶到小黑屋并且锁上门，他完全能算到对方接下来的屈服，小黑屋的门产生了一种只能迷惑囚犯的间离感，这种间离感很快就在囚犯心中提炼出彻底的绝望，因为囚犯立刻认识到，门虽然挡住了囚禁者的肉眼，但却把他暴露在一个更加可怖的无身体器官的审视下，这样的审视不是这些凡人能逃脱的。在这里，杨索和剧本作者Gyula Hernádi 将和人类这个物种一样古老的敞开与封闭的辩证关系做了简单明晰的解释：当敞开到达一定程度后就是彻底的封闭。 在一次2008年的访谈中，杨索回忆说，他选择在匈牙利大平原拍摄本片的原因是，平原是唯一一个会让人产生 “我能看多远就能走多远”错觉的地理环境。空旷平原利于逃亡不利看管的神话在本片中被权力完全打破，但是空间仍然对于电影表现出与生俱来的优越性：这种优越性以“电影越想把空间拍摄完整就越拍不完整”的悖论出现，直到被彻底滥用。所以，你不可能用电影和权力互相类比，在空间的两端，权力和电影，做为两个永不消亡的连续体彼此审视，在对权力的感知中，电影找到了应对自身衰退危机的最后赌注。在《无望的人们》中，电影不再是情节剧或者对主题的交替与互动，全片的第一个章节，那位无名的反抗者，被引导着在光明和黑暗之间走进走出，他从室内走向室外，从囚禁走向自由然后走向毁灭。叙事在这里打了一个结，把死结隐藏在了流苏里直到结尾，从而否定了任何线性叙事的必要性，而杨索想要告诉所有人的是:在所有非必要中，最非必要的就是对权力的反思，因为所有对权力恐怖的思考都是在帮助权力散布恐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