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道英雄

（首发于《中国电影报》） 在军事上，对铁路的控制，意味着对陆权的控制。正如《铁道英雄》开篇介绍的那样，津浦铁路，贯通南北，与连云港的海运相配合，把中国的资源运到日本，再把日本的枪支大炮运到中国。这段介绍据说是专门从国外买回来的早期纪录片档案资料，经过修复，放在《铁道英雄》的开头，作为历史背景资料，更作为主创唯物历史观的一种宣告。 把时间拉到1943年山东军区召开的全省战斗英雄模范大会，一位来自铁道游击队的代表，向全省的战斗英雄们讲述了铁道游击队的战斗事迹，这成为了刘知侠创作革命历史小说《铁道游击队》的故事素材，凭着对“革命的浪漫主义和革命的现实主义相结合”创作方法的领会运用，这本小说成为了解放区文艺创作的典范，1956年被拍摄为同名电影，之后又被数度改编、翻拍为多部电视剧、电影，确立了一代红色经典IP的地位。 虽然《铁道英雄》集编导剪于一身的主创更愿将新作称为原创，但仍然难以避免地要被拿来和几部同样题材的前作相比较，探讨不同时代下红色经典的传承与传播： 1996年排名该年票房前十的《飞虎队》，荟萃了当时中国近一半优秀男演员，因对原著商业化的加工改编，一上映便引起了争论。有评论认为其“在武打、枪战、言情、裸浴等方面进行了大胆的尝试”，“给观众以强烈的感官刺激”，“艺术分寸严重失衡”。也有评论称赞此片“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俱佳”，并搬出毛泽东同志的《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述《飞虎队》更好地反映了抗日游击战的特点，反映了“全民抗战”的特点和抗日战争的艰巨性和复杂性。

2016年的《铁道飞虎》同样取得了可观的市场成绩。7个亿的票房，成龙、刘德华的号召力功不可没。一部典型的成龙动作喜剧片，开头却学习了徐克版的《智取威虎山》，设定一个全球化的背景，中国与外国互通互联，一个由金发碧眼洋老师牵手带到铁道博物馆的中国男孩，眼中的革命历史故事，就像一个传奇神话。抗日革命由于其惊险刺激性，而成为了一种娱乐资源，遭到网友“抗日蠢萌化”的评价。 被很多人忽略的是，初代电影《铁道游击队》，在上映之后也未能逃脱被批评的命运：“没写主席关于游击战的战略战术原则，写的是主席批判的游击主义。游击队不靠群众，都是神兵，只有芳林嫂一个群众。有政委，看不到政治工作，不像有高度组织纪律性的无产阶级游击队，像一帮农民、小资产阶级队伍，没写党的领导，不像八路军领导的、单纯地搞惊险神奇动作，宣传个人英雄主义。” 一方面是革命历史题材独特的魅力与价值，使得一代代电影人进行符合时代观众喜好的加工创作；另一方面是革命历史题材独特的重要性与敏感性，使得一代代电影人在创作加工时要经受巨大的压力。以至于到了《铁道英雄》这里，导演一遍遍地在采访中强调：创作前去过党史馆和档案馆，创作中力图在美术设计上还原历史、情节设计上尊重历史。 截至笔者完成这篇影评时，《铁道英雄》的票房刚过7000万，对于这样一部制作精良、工整严谨，拥有实力派大卡司的电影而言，这么惨淡的市场反馈，不知有多大占比的因素源于主创“戴着镣铐跳舞”的自抑自制。 任何一个历史故事，当人们在观看的时候，有可能产生模仿历史的想法，但很少会产生直接介入历史的冲动，在景观社会与消费社会混搭的时代，历史文化遗产甚至会成为消费的对象。任何一种意识形态下，创作者、作品、观众，都在不断相互影响、相互塑造，一部电影无法跳出它所在的时代背景而单独存在。 所以，在新中国建立不久的1956年，会有质朴昂扬自信阔达的《铁道游击队》；改革开放初期的1996年，会有融合了各种商业类型元素的《飞虎队》；在各路资本疯狂涌入电影产业的2016年，会有戏谑打闹不正经的《铁道飞虎》；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当下，会有这部紧张而严肃的《铁道英雄》。 是的，《铁道英雄》是一部紧张而严肃的惊险片。影片中虽然有扒火车、炸铁路的场面，但与其说它们看起来让人觉得解气、过瘾，毋宁说这些场面看起来让人觉得危险、担心。当然，这样处理的原因，大概是希望让观众体会“创业艰辛百战多”，展示了革命的残酷，才更显得牺牲的崇高。 但抱着去看一部加强升级版《铁道游击队》愿望的观众怕是要失望了，因为里面既没有充满革命浪漫主义的战斗场面，也没有充满革命乐观主义的豪迈人物，更没有最终取得胜利时的军民共庆欢呼。导演用大量的细节不显山不露水地去拉满情节张力，营造了压抑冷峻、处处暗藏杀机的氛围，冷色调的画面占据了绝大多镜头。 张涵予饰演的老洪也被赋予了一种全新的形象，令人想到了《独行杀手》中的阿兰·德龙，即使内心有着波澜壮阔的起伏，从外部看来，却总是被包裹在黑衣和檐帽之中，沉默寡言，冷静凝重。范伟则贡献了他从影以来的最佳表演，甚至超越了《不成问题的问题》中的丁务源。两位人物处理得都非常的干净，没有儿女情长，有的只是战友情谊、对侵略者的恨、对人民的爱、对崇高信仰的追求。在展现这些情感时，没有丝毫的肉麻、矫饰，有的只是利落、克制。 这样一部电影的到来，恰恰映射了目前大环境的紧张与严肃，而吊诡之处在于，这个大环境里的观众，未必还想进入影院继续获得紧张严肃的体验。也许是前面一直收得太紧，在结局处，一群战友站在山上遥望爆炸的火车，观众不仅难以代入产生对英雄牺牲的崇敬，反在此时疑窦丛生：为什么这些战友不和老洪一起去救老王、炸火车？如果叙事中不提供老洪独自上车的必要性，那么就难免引来诟病：尽管主人公有了一个抽象的共产主义的信仰，但引起他行动的却仍然是个人英雄主义的冲动。 《铁道英雄》上映的前一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审议了《国家安全战略（2021－2025年）》、《军队功勋荣誉表彰条例》。而影片的尾声，铁道队队员们全员梦回，音容宛在，导演用大合影的方式，向为中国革命牺牲的英雄们献上了电影化的祭奠，颇有一种“先烈回眸应笑慰，擎旗自有后来人”的意味。从紧张严肃的电影，到紧张严肃的现实，当叹：形势依然严峻，英雄步履不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