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者

毫无疑问，《革命者》是一部关于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同志的个人传记片。然而，导演却使用了一种悬疑片中常见的非线性叙事法。倘若观众对李大钊的生平并不了解，那么在时间线紊乱的环境下很容易头晕目眩。尤其电影仅有120分钟，历史跨度却从1916年一直延续到1927年，长达12年。想要利用几百个镜头全面还原一个有血有肉的李大钊，谈何容易。 好在，出演守常先生的是近些年口碑爆表的张颂文。他也的确不辱使命，不但演活了李大钊，也凭借一己之力撑起了这部电影。他为我们诠释了一个温柔却又蕴含着无穷力量的李大钊：善良，同情底层人民，坚决捍卫他们的权利，带领他们反抗剥削和压迫。恍惚之中，你会发现张颂文已经化身成为李大钊，在那些不疾不徐的演讲中，镌刻着一种永恒的信仰。这就是一个好演员，对一部电影近乎质变的提升。如果说这样的李大钊还不是一个百分百的理想主义者，那还有谁是？ 张颂文演得好，电影的结构也足够精巧。双线叙事中，一条线为李大钊生命中最后20多天的“倒计时”。然而，这条线采用的却是近乎顺序的方式。我们可以将其理解为一条“死刑线”。与之相对的，还有一条非线性叙事的“回忆线”。这条线才真正将开滦煤矿工人大罢工、段祺瑞政府镇压学生等事件和李大钊同孙中山、毛泽东、陈独秀等人之间的故事抖了出来，让我们见识到一个书本之外的李大钊形象。 因为篇幅有限，很多幕后故事在电影中来不及交代。比如李大钊从日本归国，仅仅用了一幅画面。然而事实上，他正是在早稻田大学接触了马克思主义后，才逐渐成长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在日本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后，李大钊不但积极参与留日学生的抗议活动，也促使他做出从早稻田肄业归国的决定。电影中提到1916年冬天他从《晨钟报》辞职，和他的恩人汤化龙分道扬镳。汤化龙是一位立宪派政治家，也是李大钊的伯乐。除了赞助李大钊留学日本外，他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李大钊早期的一些思想和政治立场。 由于两人政治理念上的分歧逐渐加剧，李大钊最终离开了汤化龙。这便意味着，他将一个人独自扛起大旗，探寻一条救国救民之路。这是李大钊人生旅途中迈出的关键一步，这才有了后来去上海结识陈独秀，一起创办《新青年》的故事。也才有了电影里十月革命爆发后，一名郁郁不得志的白俄维克托在上海枪杀报童阿晨的罪恶行径。在目睹了李大钊联合群众游行示威要求严惩凶手的英勇后，年轻的张学良亦深受震撼，也为他后来试图说法张作霖释放李大钊圆了场。 1926年3月的天津大沽口事件发生后，日本联合8国公使向北洋军阀段祺瑞执政府发出最后通牒，提出了包括拆除大沽口国防设施在内的种种无理要求，引发了中国人民的抗议活动。影片中李大钊发出的那番“我也怕死”的言论，正是发生在这一出戏中。后来发生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段祺瑞执政府下令开枪，打死打伤了200多人，其中绝大多数都是年轻的学生，这便是被称为“民国历史上最黑暗的一天”的“三一八惨案”。正是这件事让李大钊成为“刺头”，尤其成为奉系军阀的眼中钉。 在这次惨案中，一名年仅22岁的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学生，不幸惨死于军警枪下。参加完她的追悼会后，鲁迅先生愤而提笔，写下名句“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这篇文章大家都耳熟能详，还被收录至中学语文课本。是的，《纪念刘和珍君》中的女学生刘和珍，亦是这次大屠杀中的死难者一员。 说完这些幕后故事，我们再来看看电影中一处历史细节的还原。当然，这有几分残酷。我要说的正是那台从意大利进口的绞刑架，我曾在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展览大厅里看到过它，如果记忆没有偏差，电影里几乎做到了百分百的完美还原。电影拍摄了绞刑架的安装过程，笨重的钢架被一一抬上去，旁边还贴着几张英文说明书，仿佛组装的是一件宜家买来的大型家具……1919年，北洋政府大总统黎元洪下令废除斩首的行刑方式，这标志着中国刑罚领域发展的一种进步。 但在执行绞刑时，因刽子手经验不足，李大钊被绞了三次，脖颈上留下了三道深深的血痕……也有一种说法，认为奉系军阀在这台绞刑架上动了手脚，以求最大限度地折磨李大钊。但无论张颂文饰演的李大钊多么甘愿为信仰殉难，历史仍然记录下真实的李大钊就义前那一瞬间：首登绞刑者，为李大钊，闻李神色未变，从容就死。（北京《晨报》，1927年4月29日） 或许，任何文艺作品所能带给一个普通观众的震撼，都比不上这19个字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