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潮风暴

电影《赤色风暴》的背景是苏联叛军占领了苏联的核导弹基地并破解了核发射密码，叛军要求西方解除对苏联的制裁并威胁向美国和日本发起核打击。在这样的情况下，美国立即派出多艘核潜艇前往苏联，确定叛军准备发射核导弹后先一步发起核打击。故事就发生在其中的一艘核潜艇——阿拉巴马号上。阿拉巴马号核艇可以看作是一个封闭的理性系统组织，组织有着具体的目标——完成核打击的军事任务；组织架构也非常明晰：具有专业化的岗位设置和组织内部规则、等级制度非常规范、组织成员具备各自的专业技术。这种典型的科层制组织具有正式性、规范性、严密性、合理性的优势（韦伯，1998），对于一个国家军队来说这些特点也是保持正常有效运转的必要条件。在核潜艇这个组织中，传播的网络是轮式传播网络，即以舰长为核心的总控制室作为组织传播的核心，一切指令由此发出，而一切消息也反馈到此处。轮式传播网络的优点就是信息传递速度快、信息传递精确度高、控制程度高（米勒，2000），这三点恰好是在战备状态下的一个军事组织所最需要的，而其传播的缺点，如开放程度低、成员满意度低等，由于军队本身严格的纪律与等级制度的影响，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组织内传播的模式主要是垂直下行传播，整个潜艇中任何的动作都是舰长在下达命令，下边的人在执行，舰长在整艘潜艇里可以说掌握着最高权力，他与士兵们之间的传播可以说是霸道的专权命令式的传播，缺少沟通、没有解释、而基本也不需要反馈。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之一是在军队中下级对上级必须是无条件的服从，另一个重要原因是由舰长自身的性格特点决定的。舰长拉姆齐是一个身经百战、经验丰富的实战派，他极度自信，也善用“铁腕”手段治理他的军队。他认为作为一名军人，所需要的只是执行，而不是思考。对于战争的观点，舰长则认为摧毁对手就是胜利。 而新上任的副舰长亨特则对战争和领导权持有不同的观点，他年轻有为，哈佛毕业，有着扎实的理论和新派的作风，他认为在核战争里没有所谓的胜利者，真正的敌人是战争本身，军队所要做的是去防止战争的发生而非挑起战争。舰长与副舰长的直接冲突正是影片着重表现的面临核威胁时候核艇内部传播遇到的问题，而产生这一摩擦的重要原因正是个性特点迥异的正副舰长秉持着不同的价值观。一切冲突的开始都在于对一封未完全接收的电报的解读。航行中的阿拉巴马号接到国家军事中心传来的紧急命令：叛军可能已经准备发射核导弹，阿拉巴马号应该作好核攻击的准备，等待最终发射的确认命令。但是核潜艇的通讯设备遭到一艘不明敌意舰艇的破坏，最终的指令电报只接收了一半，上面只有“导弹发射……”。通讯设备的毁坏可以说使得阿拉巴马号与外界彻底地隔绝了，处于一个全封闭的环境之中。信息传不进来，也带不出去，决策却需要在短时间内做出，压力全部集中在了核艇的领导者的身上，在这样一个等级分明、制度严谨的组织中，普通士兵恐怕是难以参与决策的制定的。究竟是应该发射还是取消发射，舰长和副舰长之间产生了分歧。舰长认为必须做到先发制人才能遏制住敌人，颇有“宁可错杀”的决心。而副舰长则认为事关重大，必须清楚确认电报的真正命令后才能做决断，决不可“滥杀无辜”。当舰长命令副舰长重复自己发射核弹的命令的时候，副舰长回以无声的抵抗。舰长怎能容得了自己的权威被质疑，愤怒下令舰务长逮捕副舰长，而副舰长则根据《海军法》的相关规定罢免了舰长的职位。这看似不可思议的情况正是美国相关法律中为了防止平衡权力而特地加入的，这也是之所以舰长没有“一言堂”地下令发射核弹就使得故事结束了的原因，而副舰长正是依靠法律依据才能与舰长进行抗衡。在舰长与副舰长的冲突中，副舰长一直试图去跟舰长分析情势，讲明道理，是属于积极传播的一方。舰长的应对却是消极的，他对副舰长的建议充耳不闻，固执己见，使得双方的传播陷入了僵局。语言上的沟通无效，必然就要诉诸武力上的行动了。我们看到舰长与副舰长之间先后上演了多次的夺权与反夺权的大戏，为的就是掌握核导弹是去是留的权力。当然仅靠他们二人无法上演这么激烈的戏码，他们必须争取手下的从士兵到武器官各级成员对自己的信任，通过与下属的沟通与传播，说服他们站到自己的身后。而在这个传播过程中，舰长与副舰长实则也是通过不同的文化符号来彰显自己的权力，以吸引他人的支持。组织文化的作用可归结为规范作用、导向作用、鼓励作用、发散作用、协调作用、提高质素作用（宋海燕，2011），是一个组织赖以生存的重要部分。文化的外层表象从来都不是孤立地存在着，总是以特定的方式与其深层价值相关联（沙因，2004）。在这艘阿拉巴马号上，分明的等级、严谨的制度都是核艇内部文化的外在表现，但其背后是整艘潜艇上的成员对文化的认同。在这艘阿拉巴马号上，一贯的组织文化其实都是由舰长来制定的，核艇内部的文化最主要的可以归结为是舰长权力的至高无上，而舰长展示自己权力的方式就是以他的雷厉风行的自信处事、对制度规范的坚持与尊重以及对下属的严厉教育。这样的组织文化是舰长有效管理好整艘核艇的一种隐性控制策略（谢静，2006）。对于下属，舰长采取的是强压手段：任何人觉得承担不了这个战争的压力，可以马上离开潜艇（其实就是让他们去死）。舰长曾这样告诉副舰长：“外面那些水兵只是孩子，他们受训来做可怕、不用思考的事，能让他们觉得自己所做的事是正确的唯一保证，是来自他们相信上面的命令统一。那意味着我们不在艇员面前，质疑对方的动机，那意味着我们不偷偷伤害对方，那意味着，在导弹演习时，他们听见你的声音紧跟在我之后，没有迟疑。我们在这里是来维护民主，而不是练习实行民主.。” 副舰长的出现正是要颠覆这样的组织文化，他要来实行民主。与舰长截然相反，他在士兵面前表现出来的是那么平易近人、通情达理。他的一言一行都以另类的符号展示着他的权力，这是一种柔性的权力，对许多士兵有着极大的吸引力。他对士兵的鼓励，是站在人的角度、士兵的角度，正面激励队员的积极性、要他们肩负起自己的责任与承诺。他告诉焦躁的无线电修理兵：“你必须要肩负起全人类生死的责任。”使得他透彻理解任务的重要性，调动起他的积极性。当声纳室的士兵因为漫画好坏评价之事与一名士兵发生了冲突，副舰长用非常幽默的方式对他进行了批评，赢得了他的信赖。这一切都为他后来夺取核心权力埋下了伏笔。千钧一发的时刻，无线电总算恢复，最终的命令是终止发射核导弹。副舰长是正确的，他胜利了，这也似乎像是民主实践的胜利，但是民主本身并不能保证结果的正确性——它只能保证过程的正确性。 所以即使副舰长看起来多么正义凛然，舰长的决定也并非完全没有道理。当然影片没有给一个不好的结局，否则不是给了美国这样的民主政治制度狠狠的一拳吗？参考文献：[1] 凯瑟琳•米勒(2000):《组织传播》，袁军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 马克斯•韦伯（1998）：《经济与社会》。北京：商务印书馆。[3] 宋海燕（2011）：“组织文化的研究论述”。《学术交流》2011年第1期。[4] 沙因（2004）：《企业文化生存指南》，郝继涛译。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5] 谢静（2006）：“组织文化:隐性控制的策略与困境”。《今传媒》2006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