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OJO的奇妙冒险飙马野郎

《JOJO的奇妙冒险之飙马野郎》与《黄石1883》的故事发生地点都位于广袤的美国西部

十九世纪末的美国西部，是一片同时生产着秩序与混乱、神圣与暴力、个人主义与集体生存的矛盾地带。泰勒·谢里丹（Taylor Sheridan）在《黄石1883》中以达顿家族的迁徙史诗，再现了这段所谓美国精神的经历；荒木飞吕彦在《JOJO的奇妙冒险第七部：飙马野郎》中，以漫画的形式完成了对美国精神的解构——将上帝保佑美国（God Bless America）这一著名的祝颂，转化为一个关于尸体、运气与帝国暴力的故事。前者以历史现实主义的方式，呈现西部拓荒中粗糙且高效的秩序生成机制；后者以华丽诡异的想象力，揭露这种秩序背后隐秘的心理结构——美国例外论（American Exceptionalism）的宗教无意识。通过这两部作品的对比我们或许能够发现一个核心问题：当一群一无所有者在荒野中建立起璀璨的文明，他们如何说服自己这是神意而非暴力征服？

一、治安官、游侠与基层自治：美国西部秩序的古典形态 《黄石1883》中有一段经典的西部场景：地方治安官（Sheriff）为追捕屠杀移民的土匪，临时招募当地男性居民担任副警长（Deputy）（剧中可能是骑警），发放徽章后即赋予其执法权（合法杀人），随后一伙人闯入酒馆展开枪战。 这一桥段呈现出了惊人的古典性，正如罗马共和国时期的独裁官（Dictator）在紧急状态下被临时任命、事毕即解职，西部治安官的权力也源于社区的即时授权，是自下而上的。剧里的警长并非联邦官僚，是老百姓自己选出来的——并非现代意义上的程序民主，更多是一种基于身体能力与道德品质的认可。

这种秩序的粗糙性恰恰是其高效性的来源。在联邦法律鞭长莫及的边疆地带，西部发展出一种即时正义的传统：无需搜查令、无需审判程序、无需上诉机制，正义在枪响的瞬间即宣告完成。这种制度与东亚侠客传统形成有趣的对照——中国的游侠（如《史记·刺客列传》中的豫让、聂政）同样以私人暴力执行正义，但他们始终处于王权的边缘或对立面，以武犯禁；西部牛仔的暴力却被纳入一种准国家框架，成为主权秩序的补充而非威胁，并且成为后来美国各州基层自治的政治遗产。这或许揭示了美国政治文化的一个深层结构：它对暴力的容忍度，始终与其对正义合法性的需求成正比。 二、出埃及记的美洲版本：摩门教与选民神学 《黄石1883》的叙事中从头到尾渗透着一种宗教性的宿命感，当达顿家族的先祖穿越瘟疫、严寒与印第安人的袭击，最终在黄石河谷站稳脚跟时，那种天佑美国的意识形态几乎是一种心理必然——若非神意，如何解释我们在可怖的苦难里白手起家、创造了奇迹？ 摩门教的历史为此提供了最纯粹的样本。1847年，第二代教主杨百翰率领信徒穿越中西部荒原，抵达大盐湖山谷，建立锡安（Zion）——这一叙事在结构上与《出埃及记》形成完美的同构：受迫害的选民（摩门教徒/以色列人）、旷野的试炼（中西部沙漠/西奈半岛）、应许之地的抵达（盐湖城/迦南）。摩门经更进一步将美洲原住民解释为古代以色列人的一支（尼腓人），完成了神学层面的本土化——美洲不再是地理上的新大陆，其实是圣经历史的第二个应许之地。

出埃及叙事的心理功能在于，它将物质层面的掠夺（如对印第安人土地的占领）转化为精神层面的救赎（建立神的国度）。 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揭示的清教徒天职观念，在西部拓荒者身上获得了最极端的体现：开垦土地不仅是经济活动，更是救赎论的实践。当摩门教徒在沙漠中灌溉出农田时，他们证明的不仅是农业技术，更是自己的选民身份——上帝确实在保佑他们。

我不由产生一种设想，如果平行时空中的美国拓荒者是一群信仰敬天法祖或儒家的中国人，历史将如何改写？按费孝通的说法，中国传统宗法社会的核心逻辑是以血缘为纽带的同心圆式社会网络，强调守望相助的邻里伦理，美国西部是清教徒式的个人与上帝的直接契约。中国农民安土重迁，土地是祖先遗产，绝不是个人奋斗的奖品。这种文化若移植到西部，可能不会产生治安官这种基于个人魅力的临时权威，最终会形成宗族武装——如华南地区的械斗传统，家族精壮男子集体武装，为土地与邻村血战。秩序的产生将更多依赖血缘共同体的内部纪律，相反，美国则是公民社会的契约传统；华人社区暴力的合法性来源更多是保家卫族，因此最终可能会形成另一种形态的、以集体主义作为底色的边疆社会。

三、圣人遗体的政治学：《飙马野郎》的激进寓言 如果说《黄石1883》以现实主义的方式呈现了什么是美国精神，荒木飞吕彦的《飙马野郎》则以天马行空的想象，将“天佑美国”的理念推向极端，暴露内在的恐怖。

《飙马野郎》的核心设定是圣人遗体——耶稣的遗体被埋葬在美利坚本土，由此产生神秘效应：全世界的幸福与运气被聚拢至美国，不幸则被随机摊派至其他国家。这一设定可以说解构了“上帝保佑美国”的神话：美国的繁荣源于其领土内埋藏的神圣尸体，是一种盗尸者的运气。

荒木飞吕彦的大胆与深刻在于，他将这一设定与美国例外论的暴力根基直接关联。作品中的终极反派是法尼·瓦伦泰总统——一个民粹主义与威权主义的混合体，其政治口号我所行之事皆为正义，一切都是为了人民（吾が行いは必ずや正義である、すべては国民のために），精准复制了美国政治话语中国家理性与人民主权的合谋结构。瓦伦泰对圣人遗体的追逐，本质上是对国家运气垄断权的争夺；他的正义自我辩护，则揭示了美国帝国主义意识形态的核心机制：将掠夺性暴力重新编码为集体福祉的必要代价。

这一寓言与《黄石1883》形成尖锐的对位。谢里丹笔下的西部拓荒者真诚地相信自己是被选中者，他们的暴力（枪杀、对印第安人土地的占领）被纳入一种救赎叙事；荒木冷酷地指出，这种天佑可能只是一具尸体的地理偶然性——美国的伟大与神圣无关，与道德无关，只与尸体的位置有关。当瓦伦泰总统在地窖中守护耶稣的遗体时，他守护的不是信仰，而是国家权力的神秘学基础。 《飙马野郎》的叙事令人联想到苏照彬的电影《剑雨》（2010）——两者都使用遗体（罗摩遗体/耶稣遗体）作为麦高芬（MacGuffin）驱动情节的同时象征终极权力。但荒木更进一步：他让这具遗体成为美国性的本体论基础——没有尸体，就没有美国；没有对美国运气的垄断性占有，就没有山巅之城的自我神圣化。

四、祝福的辩证法 从《黄石1883》到《JOJO飙马野郎》，我们目睹了美国精神的双重面貌：一方面是建设性的——在荒野中建立秩序、在暴力中创造文明、在苦难中确认神意的坚韧与创造力；另一方面是破坏性的——将掠夺转化为祝福、将运气自然化为神意、将尸体转化为圣物的庇护。 西部拓荒的真正遗产，或许不在于它创造了多少农场、多少城市，而在于它发明了一种将暴力转化为祝福的机制——这种机制至今仍在运转，仍在为美国的全球行为提供心理合法性。《JOJO飙马野郎》的价值，在于它以漫画这一大众媒介，完成了对这一心理最荒诞的哲学解构：如果上帝真的保佑美国，那或许是因为，耶稣的尸体恰好埋在了那里——一种地理学的偶然，一种盗墓者的运气，一种需要被不断用新的暴力来守护的秘密。

参考文献 1. Turner, Frederick Jackson.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Frontier in American History (1893). 2. Weber, Max. 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 (1905). 3. Arrighi, Giovanni. The Long Twentieth Century (1994). 4. Slotkin, Richard. Regeneration Through Violence: The Mythology of the American Frontier, 1600-1860 (1973). 5. 费孝通.《乡土中国》（1947）。 6. 荒木飞吕彦.《STEEL BALL RUN》（2004-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