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的女儿

很多年前第一次有人跟我谈“女权”和“女性主义”时我表示不甚赞同，原因是时年13、4岁的我认为男性和女性本来就是平等的，谈“女权”的前提是把女性降到一个比男性低的位置，反而突出了女性和男性不对等的身份地位。好在这个幼稚的想法很快就被取代了，因为我遗憾地发现自己把目标当成了现状，而如今女性和男性的地位的确是不对等的，就像《印度的女儿》这部记录片中的极端例子表现的那样，就像我们每日在现实中和在网上都不断地听到看到的那样，“男性”这个概念被扩充理解为“人们”，而“女性”则仅仅是女性，女人，较为软弱的，屈从的，被动的，肉体（欲）的，当然也同时是美的、善良和慈爱的——给男性以抚慰的。固然，不是每个人都这样区分两种性别，但是整个社会倾向于这样的划分，否则一个女人就不会被别人在自己的社会身份上贴上“女性”的标签：女大学生，女医生，女律师，女代表……并不仅仅是强调“女”这个自然属性，而是将其社会属性，或者说，社会形象跟这些传统上仅属于男性的身份结合起来，形成一个怪异的整体（比如我们想到“女技工”，就同时想到女人细弱的手腕，以及这只手腕上满是油黑，拿着大铁钳子的画面，给人——男人一种另类的性感）。很明显，这种把女性视为“异类”的做法是男权社会的产物，原因是女性无法像占主导地位的男性一样表达自己。女性或者完全没有话语权，或者需要按照男性制定的规则出声，即受到男性声音的影响和左右，也就是说，她们发出的是一种借女性之口表达出来的男性声音，并没有属于自己的声音。所以纪录片中凶犯的年轻妻子对着镜头面无表情地控诉法律带走了自己所依附的丈夫和幼子的父亲，让自己失去了生存的意义和可能，所以我国古代妇女心甘情愿地从夫从子，为自己的亲生女儿裹脚，一些现代女性也惯于把婚姻当做终生所倚——这些当今网络女权主义者常举的例子，仔细想想，其实都是关于“发声”的：只有主动发出声音，才能摆脱被言语的主体（Subjekt）划归为“对象"（Objekt，这个词也可以表示“物体”）或者说，被物化的境遇。然而物化并不仅仅是那些让所有人义愤填膺的极端例子那么直接——如影片中的年轻女子被一群男人当成了嘲弄的对象和泄欲工具，因为他们觉得她比自己低下【注一】——更体现在“女性”作为一个整体被赋予的形象特征上。简单说，当人们谈论女性时，谈论的是什么？是女性的画像，Frauenbild。这是我的德语文学学之路刚开始时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两三个词之一，是读莱辛的市民悲剧《艾米莉亚·伽罗第》（Emilia Galotti）的研究文献时发现的一个词：莱辛的剧作中有一个情节，画家为剧中两个女主角分别画了张像，王子的情妇奥尔西娜伯爵夫人的画像满溢着性诱惑力，形象凶狠狡诈，贪婪傲慢，而市民少女艾米莉亚的画像则展示了一位贞洁娴静的姑娘，一脸天使般的天真纯洁。这两张画像就可以代表男性赋予女性的两种形象：圣女和淫妇，Heilige oder Hure。仔细想想，几千年女性史上几乎每个留下名的女性都能被归到二者其一中：要么是100%的精神和0%的肉体（欲），要么相反，总之都是强调肉体，简单极端。与之相对的，“男性画像”则很难画出，若非把男性用职业、地位、籍贯等细化，人们似乎很难用几个形容词为男性制定出一种或几种典型形象（Stereotyp【注二】）。原因很简单：可以发声的男性为沉默的女性群体作出了两张标准像，到了为自己画像时，每个男人都会考虑自己的个性，以至于画不出来一张代表所有人的像，只能用一些和女人不同的特征来做些模糊的修饰。因此，当现代女性第一次打算突破自己被赋予的框架和形象时，她们只看到了女性和非女性两种可能性，认为把自己放到男性的规则和语境中，做法就是一味模仿男人，比如穿裤子，不戴胸罩，不剃腿毛，为抽烟而抽烟等等。这是女权道路的重要一步，可是这些为了打破男女之间的界限而想出的做法不仅是模仿男性，同时强调了传统的女性画像上的特征。这种手段似乎被人们嘲笑至今，但总算是寻觅过程中的一步。其后的女性主义者找到了“模仿并且颠覆”这条路。举个我熟悉些的例子吧：既然文学上的主导权在男性作家手里，只有一脉相承的男性文学，女作家们却缺少可以借鉴的传统，所以她们一方面模仿男性文学体系的传统，一方面试着颠覆这些传统，并从自身的女性视角出发对其作出批判（“schielender Blick”，乜斜着眼看），这种手段虽说不那么极端了，却也不算真正地用女性自己的声音说话，仍在用男性的视角观察自身，哪怕最优秀的女作家也常常不免用介于男性和传统女性之间的目光审视自身和世界，仍无法在作品中营造出纯粹女性的声音。一个例子是当代德语文学最重要的女作家之一克里斯塔·沃尔夫的两部小说《美狄亚》和《卡珊德拉》。作者把作品的背景放到神话时代，也就是父权/男权社会形成之前或者之时，以便探究最原始最根本的“女性”，探究被禁言之前的女人是什么样的，以及有个性的女人怎么就变成了面孔模糊的女性画像。其中特洛伊女祭司卡珊德拉的形象和我们这部纪录片中被害者Jyoti Singh有些相似之处：两人都是聪慧、有个性的年轻女子，却被强权贬低得物化，首先是一个失去了与生俱来的自由和权利的人，其次是一个被装入框架中的女人【注三】。《印度的女儿》这部纪录片就是要打破这个画框，把Jyoti还原为一个有血有肉的人：那是一个有抱负的青年，23岁，认为没有什么比医生更为崇高，自尊自爱并且爱家人，对自己和家人的未来充满期待，有作为现代都市青年的精神生活；或者表现其作为学生和子女的身份——观众看到这个名叫Jyoti Singh的人是个有不同维度社会属性的人，社会意义上的“女性”只是其中的一种，然而强奸犯的做法就是把Jyoti限定到这一重身份之内，更不用这一重身份，及典型化的社会女性属性，还是个越发难以立足的命题。我想这部纪录片和现今的无数女性主义宣言及作品都属于上述的“模仿和颠覆”这一阶段：女性打破窠臼，为自己发声，同时打破男性赋予女性的画框，这无疑是男女真正平权之前至关重要的一步，但是远不是最后一步，毕竟片中的抗议者和众多观众还在为打破男性社会对女性的偏见而斗争，也就是说偏见还在，问题还在。Michail Bachtin曾提出过不同声音之间“对话”的模式构想。在这种多少有些理想化的模式下，原本被边缘化的群体可以和强势群体共同发声并且进行交流，由此慢慢地消除不同群体间地位上的差距，同时，不同话语之间的差异将不再被看作应该消除的鸿沟，而是对话的价值所在。就这样，逐渐地，无论是女性还是其他边缘化群体，都能不再只是“为自己发声”，而是发出自己的声音。做为一个女人说话，或者说，作为”身为女性的自己”，与他人平等地对话，愿意做机械师还是家庭主妇都是以自己的独立意愿为基础，破除的只有是社会偏见，而不是男女之间的自然差异。这种平等对话的模式虽然仍不可能，却不失为大家理想中的下一步骤候选。不过这是理想。理想实现之前，这部纪录片一类的“为自己发声”是必要的。要平等交流，只能从学会发出声音开始。【注四】=======注一：让我特别留意的一点是，纪录片里的主犯说：“我对她一无所知，现在报纸上写她是个医学生，我才开始了解。”从中可以得到至少两个讯息：第一，这群男人并没意识到女性的社会身份，只考虑了“女性”这一重身份和她混于几亿印度女性中的模糊面孔；第二，如果他们考虑到这个姑娘是个有一定社会地位的未来医生又会怎样？会不会多一点敬畏之心？面对“肉体化的女性”和“社会精英”这两重标签，他们更看重哪个？私以为还是“肉体化”的这一重，医生这个职业很可能只能给他们添一些“异类”的性感罢了。注二：别跟我说“男人都不是好东西”什么的，那一般是男性在婚恋中的角色，算是细化过的。注三：所以说大家是不是小看《十二年为奴》这部电影了？注四：写到后来有些困了，所以收尾很草，争取将来再改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