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幕政治寓言剧：《圣·米凯莱有过一只公鸡》St. Michael Had A Rooster（1972）导演：塔维尼兄弟 Paolo Taviani& Vittorio Taviani主演：朱利奥·布洛吉GiulioBrogi辛齐亚·布鲁诺Cinzia Bruno 雷纳托·塞斯蒂 Renato Cestiè 维托·希波拉Vito Cipolla国别：意大利类型：历史 有着意大利共产党身份的塔维尼兄弟因罗西里尼的《游击队》而爱上电影，以一部反映意大利抵抗运动的纪录片《圣米尼阿托：44年7月》起步，在60年代和70年代拍摄了一系列“政治思想剧”：奠定意大利“政治电影”根基的《一个被烧死的人》，反映左派知识分子艰难探索的《颠覆者》，展示传统共产主义与其他左派集团冲突的《天蝎星座》……而改编自列夫·托尔斯泰短篇小说《圣人和凡人》的《圣·米凯莱有过一只公鸡》（以下简称《圣》），以寓言剧的形式讲述了一个无政府主义者起义失败、入狱，最终投海自杀的故事，延续了两人对意大利左翼激进运动的自审风格。作为塔氏兄弟“最讲究视觉形式美”的一部电影，《圣》也在构图风格上延续了其对于欧洲古典艺术的偏好。 该片由起义与审判、囚禁和水上转监三部分组成： ■群戏——起义与审判 原是地主和大学生的冰淇淋小贩马日涅和十几个同为“国际主义者”的“同志”手持长枪攻占了市政厅，烧毁政府文件，分发谷仓里的粮食，试图鼓动农民发动一场起义。静态机位的远景长镜头展现了这场在破街陋巷上演的革命闹剧，偶尔插入一两个近景反映躲在门窗里充当看客的冷漠民众。听说政府军赶来，群众作鸟兽散，一个伙伴被打死，一个伙伴被挟持，只留下失落的革命者。镜头横移过空荡荡的街道，是革命者与群众隔绝关系的最好注脚。 但是马日涅没有逃走，他坐等军队的到来，因为与政府军决战会让他自己声名远扬，而审判将是“出名的另一个机会”。然而，执政者也在处死他以平叛乱和赦免他以显国王宽容之间权衡。于是便有了在广场执行死刑时的“最后一分钟营救”场景：马日涅被套上黑头套，却又在击毙之前被国王“枪下留人”。围观者们发出“国王万岁”的欢呼，慷慨就义变成了荒谬的仪式，想要杀身成仁的革命者，最后成为了国王的一颗棋子。 ■独角戏——囚禁生活 死刑被改为终身监禁。马日涅头十年被单独囚禁，没有访客与交流，也没有纸和笔。他想起小时候，每当被关禁闭时，便唱《圣·米凯莱有过一只公鸡》，以驱散恐惧。为了避免在孤独寂寞中疯狂，他再次唱起这首童谣：“圣·米凯莱有过一只公鸡，白色、红色、绿色和黄色，为了驯服它，他给它喝牛奶和蜂蜜。”“公鸡”成为他内心的精神寄托，他也大声自言自语：“我没有疯，我只是想大声说话”，因为“荒谬比听天由命好一些”。 在逼仄阴冷的监狱里，马日涅开始了自演自导的独角戏。他把烂肉汤想象成美食，将水想象成美酒，他在想象中穿越高墙，而音画错位的幻听——长满细密青苔的阴冷砖瓦的特写，却配以公园里的车水马龙声和孩子们的喧闹声响——使他突破与世隔绝的监狱回到过去……塔氏兄弟的电影素来以“现实性”和“非现实性”互现而著称，《圣》也将“真实事件”与“被重构的想象”双重元素交织，演绎出一段绝妙的内心戏。而舞台化的寓言剧场景的处理，使影片呈现几分荒谬的狂想色彩，精妙演技、蒙太奇碎切和视线剪辑，更是生动展现了一个精神分裂者的主观世界。马日涅一人分饰几角，自己跟自己召开革命“会议”：一个利己主义者的他半卧床头，指责他牺牲了自己的家庭；一个激进革命家的他肃然起立，宣称要创造每个人当家作主的自由世界；一个犬儒主义者的他蜷缩于墙角，自我怀疑又退缩胆小……如伊文思《风的故事》中显无形之风于有形之物一样，夜晚的他在监狱里一圈圈行走，仿佛沿街信步，然后透过蜡烛的火光观赏了一场梦幻中的歌剧。 ■对手戏——转狱的水路 十年单独囚禁结束，马日涅要经由水路被送往集体牢房。辽远的长河与狭隘的监狱形成鲜明对比——一个运动长镜头久久飞驰在广阔无垠的河面上，既象征着开阔、自由和时光荏苒，又反衬出个体的渺小与命运的沧桑。 独角戏也自此转为对手戏。另一方是一群刚被捕的年轻社会主义者，其中一位还是法官的女儿。以为遇到“同志”的马日涅激动得奋力摇船，赶上政治犯所坐的小舟，却发现年轻人对他的农民暴动路线嗤之以鼻，因为农民们被迫进了工厂，相信统计学和阶级分析的年轻革命者们转而寻求无产阶级联盟的方式，他们甚至指责正是马日涅使工业化延迟了15年。 面对十年后工业化的世界，马日涅陷入了比单独监禁更为孤独的境地，他声嘶力歇地争辩只换来了年轻人的嘲笑。没有同志，政治信仰被质疑，苏维埃更成为遥不可及的乌托邦梦想……绝望中，他箍紧衣服，躺上船头，与自己坚守的信仰一同决绝地沉入水底。 ■独白：“让我再做一个好梦” 这部反映左倾激进主义幻灭的政治寓言片带有几分灰暗的色泽，既悲观又讽刺。它以大段内心戏的实验风格呈现了一个堂吉诃德式的狂想家盲目献身革命事业的激情和英雄末路时的黯然悲歌，在大段的喃喃自语中，其空想社会主义的悲情也带着某种“格瓦拉隐喻”：“起义胜利了，农民们支持我们，他们让我自由了，我们一起往前走，各省都在起义，在意大利、欧洲和日本……新的时代开始了，他们要选我做总统。但是我拒绝了，不应该有首领，我隐退了，消失了，我走在人民的中间，他们没有认出我，我让他们和我谈话，我听到了有关于我的传闻，明天见，朋友，明天见。” “晚安，圣·米凯莱，让我再做一个好梦。”【已载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