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是小僵尸

WE ARE ZOMBIES BUT ALIVE 先说点自己的事，算是给友邻的近况报告——从今年五月中旬开始持续的抑郁状态，在六月上旬遇到了巨大的焦虑源，就像平流层饱满的水蒸气遭遇凝结核，酿成了一年多来最令人痛苦的一场黄梅雨，我在六月仿佛又经历了一次死亡。 豆瓣偶尔会推送给我一个话题，叫“你是如何度过人生至暗时刻的”。看着人家讲自己怎么靠一顿饭、一顿酒或者一段时间来迈过失恋、失业、疾病、丧亲的绝望，我每每带着将信将疑的羡慕。因为我觉得我根本没能度过我的至暗时刻。 即使那个引起我生活崩塌的“事件”已经过去一年、两年、三年，反反复复的抑郁情绪和没来由地强奸我大脑的焦虑感总在提醒我：那并非一场疾病。我无法从中“痊愈”，既不能回复旧我，似乎也始终没办法获得新生。我清楚地意识到，伴随着三年前的塌方，“我”中的一部分已经彻底死去了。

“崩溃”是这样一种体验。眼前平凡的外物都被染上异样的颜色，天空变成紫红，高架桥扭结成蟒蛇的形状，金鱼摇着鲜红的尾巴从落地窗前若无其事地游过，一切都太过平静，让人想发疯般叫喊，把过期牛奶喷在无关人员脸上。 但是，那个感受着悲伤的主体却消失了。绝望时期的跳线生活使人明白“我之为我”只是顺遂（調子いい）时期的一种假象，“喜爱书影音、关心人事物”，注意力无法集中的痛苦让人只能抛下这些性格标签，看到自己空无的内核。 就连悲伤也被排除了，因为大脑出于自保机制压抑了情绪。连贯统一的自我发生不可逆转的解离，明明正喝着饮料，灵魂却从吸管的另一端看到了自己扭曲的脸庞，就像711微波炉里旋转的便当看着顾客的等待，感受到的只是无聊。 小男孩说：“世界太蠢了，我哭不出来。”

是的，这些都是《我们是小僵尸》里的镜头。《小僵尸》讲的也确实是这样一个绝望时刻的故事：四个丧失双亲却无法流出眼泪的孩子在葬礼上相遇，他们踏上逃离庸常生活的逃亡之路，组建乐队，成名，再解散，最后乘着抢来的垃圾车朝富士山下的草原一路奔袭而去。 照常理来说，电影本该是一场过渡仪式的银幕操演，代替观众完成跨越悲伤的疗愈旅程。但《小僵尸》中的四个孩子却始终如僵尸般没有感情、没有梦想、找不到未来的方向，垃圾坐上垃圾转运车也没能转运，主角少年还是要被虚伪的亲戚带去福岛生活，然后变成令人生厌的大人。 人生根本就是一场通不了关的shit game。也许喜欢玩《城堡》梗（“またカフカか！”）的导演也会觉得这些孩子就像卡夫卡式的人物，或者半开玩笑的说，一类反英雄，经历着没有意义也没有终点的追寻。

我起初以为，长久允会是下一个时代的园子温。他们对00年代（ゼロ年代）的御宅文化都是那么熟稔，对视听语言的操弄也同样大胆得惊人。而且，他们故事里那些被欺凌、孤立、抛弃的少年少女似乎也散发着相似的气息。 只不过长久监督把园导中意的少女偶像、性和猎奇文化换成了掌机游戏、8bit电子乐和J-rock，故事的色调一下“平和”了许多，就连剧中人物也从渴望承认却不被承认的边缘青年变成了根本就自外于成人世界的小孩子们。 或者说，《小僵尸》中的少年少女压根也不是人物，而是“角色”，是一系列设定的集合。四个孩子各有自己的代表色（蓝/红/绿/白）和“武器”（掌机/铁锅/贝斯/midi键盘），出身于不同的家庭环境，父母也有着各自不同的死因——事故死、火灾、自杀、凶案——被孩子们用来玩“死亡接龙”。这些属性就像游戏或者动漫中的设定因子，把角色打扮得像漂亮的长尾金鱼，对于形塑人物心理、推动故事发展却几乎没起到什么作用。

这都是一部更加符号化的影像的特征。商业广告片导演出身的长久允肯定有把握，只需要把御宅文化符号排列组合，让像素字体和8bit音乐轮番出现，套上rpg过关游戏的剧情结构，配以高饱和色的视觉刺激，就能和观众（当然必须也是御宅族）早已储备好的符号资料库发生互文，唤起他们一次又一次的颅内高潮。 于是，长久允的《小僵尸》更深地契合着21世纪充斥着符号消费的第二个十年，也从这里开始走向了园子温的反面。不同于园导总是用极强的创作欲和作者性构筑影像，《小僵尸》堆积的能指之下却是一个出奇单纯乃至单薄的故事内核。《小僵尸》似乎和《小僵尸》里的“小僵尸们”一样缺乏感情，也没什么话想说，只是一路冒险、说p话、唱丧歌。 长久允对此肯定有自觉。当三个少年幻想着小女孩亲吻他们的脸颊，或者像梦中的妈妈一样对他们张开怀抱，小女孩总是毫不留情、一脸不屑地把他们戳破。这明显是对那些充满“原欲”的亚文化电影的戏仿，甚至是对如导演倾泻物（呕吐物？）般存在着的整个独立电影谱系的嘲弄：“恶心”，“果然男人都是妈妈控吗？” 在2010年代，亚文化圈的愤青似乎都变成丧逼了，可是小僵尸们该怎么办呢，电影该怎么办呢。

长久允在一篇访谈里描述过他的工作状态：把剧本里的词语一个一个排列到一起，然后把它们诠释成音乐和图像。这是一个翻译的过程。“表现”，本来是广告片导演的拿手好戏，也让他的上一部短片《就这样，我们把金鱼放入了泳池》大放异彩，但运用到长片中，却成了很多评论者眼中的“视听语言抖机灵”。 也许与其说是抖机灵，不如说是无奈。那些高饱和原色更像是长久允的保护色——如果放弃在12年职业经历中习得的所有优雅技巧，他还能拍电影吗？失去精致复杂的小圈子语言就无法对话、在忙碌的自我制作背后摸不清自我的内核，这仿佛不仅是导演的困境，也将成为我们这一代人越来越常面临的生存状况。 但长久允又是极真诚的，他把自己完完全全地投射在了剧中的小男孩身上——小僵尸们（人物）和《小僵尸》（文本）经验着同样的虚无。在电影中，“僵尸”是一个双重的比喻：在大人们看来，作为社会弃子的孤儿是僵尸、是垃圾，但在孩子们眼中，新干线月台上拥挤着的庸碌人生们才是僵尸大军一般的存在。陷入无止境悲伤和绝望，丢失了情感、如僵尸般游荡着的少年少女们，却也不愿意走进冷漠虚伪的大人世界，活成真正的“僵尸”。 于是，他们拾起自己最后的所爱之物，用音乐的力量和全世界对抗。

在僵尸四人组里，唯一的少女郁子是一个被特殊化的存在，长久允为她赋予了“圣母玛利亚的”白色。像队伍领袖一样的cool girl总是拿着一次性胶片机咔嚓咔嚓，对着身边用小僵尸乐队牟利的大人们，对着解散演唱会上愤怒的粉丝们，对着一切让人眩晕的现实。 但是，她却说自己从来都不冲洗胶片，“因为把相片冲洗出来，记忆就会变成回忆。我喜欢的只是按下快门时‘咔嚓’的感觉。” 这是一个特别动人的瞬间：即使找不到自我也没关系，那种在连续时空中靠反复咀嚼过去来确认自己是谁的强迫情结根本就不需要！未来也太危险，少女把自己蜷缩在“现在”这个瞬间，在短暂的“咔嚓”声里寻找着喘息的时机。“今いま今いま今いま今いま今いま今いま今いま”，小僵尸的呐喊。当少女按下快门，她并不在捕捉现实，而是在对世界上所有其他摄影者的行为进行模仿。通过一个小小的“创作”行动，她把自己从糟糕的现实中抽离出去，却与成千上万不在场的创作者发生了联系。

现实太残酷了，我们去搞音乐吧！失去了双亲，丧失了未来，即将沦为流浪汉的孩子们带着游戏机在垃圾回收站里组成了摇滚乐队，绝望边缘的少年少女在喂养自己长大的亚文化符号中寻求最后的庇护，却意外地在看似荒谬的“自我包装”中确认了自己的存在。 即使身为小僵尸也并非孤身一人，孩子们遇到了同伴、支持者，找到了想要唱出口的话语，也在舞台上、镜头前获得了一点点走出孤独、走进现实的力量。在电影里客串出演音乐评论家的菊地成孔说，如果他们想要一辈子搞音乐，就必须一生与那个消费他们的社会作对抗，“但我觉得这是有意义的。” 花光了积蓄、在垃圾站里唱歌的小僵尸并不像园子温一样因为充满力量才去创作，正相反，他们太虚弱了，但依然想要活下去。他们只好从“创作”中去汲取力量。

长久允和饰演主角少年的二宫庆多

的确，长久允的电影高度依赖着一套来自视频广告、游戏和摇滚乐的视听语言，但他同时也信任着这些为自己和观众建立起默契联结的文化。他把他寄托给了它们，而它们赋予他言说的机会。就像主角少年虽然嘴硬自己对父母之死根本不悲伤、无所谓，但在让人难辨虚实的电视采访中，他才有勇气说出内心的愿望：如果遇到肇事司机，会想要把他杀掉。 同样地，那个因为想要告诉人们“不要忘记幽默，试着不那么沮丧，继续活着”，于是每天利用带孩子之余的半小时空闲，在711写出剧本，再把它包裹成一桩糖果色童话的长久允监督，不是也有种笨拙而羞涩的可爱吗？ 压抑着情感的孩子和失去了真诚的大人，究竟谁更像僵尸？而孩子终将变成大人。不过，也许成为僵尸没那么不好，长大也没那么糟糕。无论孩子还是大人，谁都需要一次又一次向着虚无逃脱和抽离的治疗，才有勇气直面带来痛苦的残酷现实。 在《小僵尸》里，经历过不顾一切的冒险，主角少年终于能在同伴的身边驶过父母的亡地，露出释然的表情。而在《小僵尸》的终点，等待着四位少年少女的依然会是shit game一般的人生，让人失落和绝望的boss战仍在一次又一次来袭的路上。 但那也没关系吧，因为经历一次死亡之后，新的冒险就将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