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克劳

巴西导演小克莱伯·门多萨和他的制作人兼合作导演儒利亚诺·多赫内利斯是拉美电影新生代的代表。从2012年的长片处女作《舍间声响》起，再到四年后的《水瓶座》，他们的目光一直聚焦在现代文明中个人的处境，两位导演从未停止过对当代生活的观察，和对那些披着华丽外衣的压迫者的控诉。《舍间声响》中表面平静之下隐隐的不安，焦虑，《水瓶座》里“钉子户”的执拗，地产商的油嘴滑舌和不择手段，都是心理层面上对当今社会栩栩如生的描摹。这些电影虽然都以写实主义为基础，聚焦在城市一角中产阶级的生存状态，但它们并不执着于情节或具体事件，而是在耐心的人物刻画中试图去捕捉时代的脉搏。电影中时常出现一些“超现实”或是“魔性十足”的元素，如《舍间声响》中捕捉不到来源的声音，黑暗中街角的急刹车，《水瓶座》里Clara楼上肮脏的群欢，爬满蛀虫的朽木等等。这些天马行空的意象，和经常在不经意间抖落出的触目惊心的时刻，似乎已经成为门多萨和多赫内利斯（以下简称门多萨）独有的电影语言。 乍看上去，《巴克劳》在形态上似乎与前两部作品有明显的不同，但它的精神内核却是非常一致的。把情境从海滨城市累西腓搬到同处于巴西东北部但却更为偏僻闭塞的一个名叫巴克劳的乡村，两位导演继续着他们关于“现代化将人带往何处去”的探索。在前两部作品中，地产主和房产开发商是共同的主角，他们是城市现代化过程中的共谋和执行者，不仅掌握着资本，更从某种意义上掌控着对寻常人予取予夺的至高权力。如果说《舍间声响》和《水瓶座》中对这类掠夺者的形象描述得相对温和，他们富含教养，熟谙现代人的“游戏规则”，从城市移至乡村的《巴克劳》则为我们展现了他们狰狞，野蛮，冷漠无情，和更为原始（或者反过来说，更为未来）的一面。 电影在葬礼中开场，预示了后面的故事将一直与死亡联系在一起，与此同时，这段事无巨细的对葬礼的纪录也折射出传统习俗，社群纽带对巴克劳的意义。我们在这段描写中看到了形形色色的人，他们的形象不仅是身份上的（教师，医生，商贩，妓女，街头歌者等等），更体现在面对受人爱戴的长者的死亡这一灾难事件时，所展现的不同姿态。理智，冲动，悲怮，和埋藏在音乐声中的某种达观杂糅交织在一起，散发着一种向死而生的冥然力量。在后来更大的灾难面前，这些在影片一开始就交代出的人物形象和情感姿态进一步演变为更有组织和强悍的反抗行动，这样的铺陈和“蓄力”方式与导演之前的作品（尤其是《水瓶座》）其实是一脉相承的。更重要的是，从这个时候起，影片也一点一点地在看似洋洋洒洒的乡村风物描绘中渗透进潜藏的矛盾和不安，一开始是根本察觉不到背后的深意。横亘在山谷中间的水坝，倒在路边被车轮碾过的棺材板，舔入舌尖的神秘药材，让人感到极为不适的用翻斗车像卸货一样地倾倒书本，到后来都直接或间接地与巴克劳的劫难联系在了一起。 两个摩托车手的出场是这部影片中十分精彩的段落，它精准地从剧情上衔接了前文里一点点塞进去的各种异常，和后来的谜底揭晓。巧妙的是这两个巴西本地人（但显然不是来自东北部地区）的身份正好处在西方“侵略者”和本土“被剥削者”中间，他们的行为，背后的动机以及结局是也最发人深思的。与相对松散的《舍间声响》和以人物素描为基础的《水瓶座》相比，《巴克劳》在创作上最大的转向，就是极大地加强了人物形象和他背后身份的指涉，影片的象征意义极为浓厚。如果说前作的身份指向性还是局限在不同阶级，不同地域之间的区别与潜在冲突，本片则毫不胆怯地将其上升到国家的层面。村庄的守护者，外来的入侵者，和本土的那些自知的不自知的共谋者，他们之间的互动关系实在像极了国家与国家之间，甚至文明与文明之间的政治经济生态。我们在银幕上看到的各种无情的冷漠的残忍的画面，其实在电影院外面的现实世界里每时每刻都在发生。导演在本片中用极为风格化的对暴力的描述指引我们去关注现实中的那些“巴克劳”和“美国游客”，而且，这种指向并不局限于，或者说根本就不关乎于真正物理和肢体上的暴力，而实实在在地落地在政治的霸凌，经济的掠夺，意识形态和言论风气的转向这些更深层更持续也更为隐形的暴力上面。相信每一个对当今“社会情绪”有一定敏感的观众，都能从这个寓言故事中体会到导演的用意。电影表面上非常动作，直接，和类型化，但实际上却是门多萨迄今思想最为尖锐和彻底的作品。《巴克劳》类型化的外壳背后隐藏着十分“巴西”和本土化的东西。 我很欣赏这部电影在探讨上述问题时的“向前看”和前瞻性。参加本年度纽约电影节的那些喜好关注政治和社会议题导演中，波蓝波宇喜欢“向后看”，他的故事和镜中的罗马尼亚总是被“历史的幽灵”笼罩；来自以色列的那达夫·拉皮德则偏好关注当下，《同义词》无疑是对当前移民困境作出的一次极为先锋和激烈的反抗；而门多萨的电影，其实从第一部《舍间声响》起，就透出了极具未来气息的关注方向和忧虑。他用发生在巴西的故事告诉我们，即便在欣欣向荣，富有朝气和充满希望的发展中国家（而且是大国）的土地上，在表面的祥和，秩序，和国泰民安之下，埋藏着深层的危机。《巴克劳》开头告诉我们这个故事在“若干年以后”，影片里时而闪现的科幻元素也让我们对此信以为真，但更让人惊悚的其实是电影对未来人类（尤其是作恶者）思想层面上的预言。那份深入骨髓的对“劣等群体”的蔑视，洋洋自得的优越感，毫不自知的偏见和让人心寒的种种无端的恶，也许有一天真的会降临，或者此时此刻也不定正在发生。从这一点上看，《巴克劳》再次印证了门多萨对时代脉搏及其潜在走向敏锐的观察，这份思考富含活力，不倚仗世故，却也清醒而沉重。 放映之后一个有趣的Q&A细节是，一位美国老爷爷温和而不失礼貌地询问为什么把影片里坏人设置成美国人，门多萨不假思索地回答道，“不然呢，不是美国人还能是哪里人呢？”在那一瞬间，我吊诡地感受到电影里发生的一切似乎无比自然地延续到了真实世界里。那些门多萨镜头下各种显性的隐性的明亮的黑暗的纷争对抗，互不相让，以及偏见和无知，或许真的离我们一点都不遥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