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甫拉托夫

（本文首发「奇遇电影」） 今年的柏林电影节主竞赛，有一部来自俄罗斯的传记片十分引人瞩目，来自三年前凭借《电子云层下》入围柏林主竞赛的导演小阿列克谢·日耳曼。这位关注和擅长政治性题材的导演，带来了一部涉及前苏联历史的新作《多甫拉托夫》，一个关于个人如何与时代对抗，如何维持尊严与理想的故事。 影片一开头就提出了关于“存在”的问题，身为作家如果不能加入作家协会，便不能正式发表作品，也就意味着作家并不“存在”。 这样的悖谬在那个政治逐渐高压的时代普遍存在，而青年作家多甫拉托夫的悲剧也由此开始。渴望得到官方（甚至是梦里的勃列日涅夫本人）承认与写出心目中好文学的矛盾作为线索贯穿影片，短短四天的线性叙事里，导演以四两拨千斤的形式，勾勒出一个深陷自我认知矛盾与创作悖论的年轻苏联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 电影开场不久，便以一场调度精湛的长镜头室内戏，不露痕迹地显示了导演功底。多甫拉托夫和他同样不得志的作家/艺术家同侪们聚会，长达五分钟流畅自如的一镜到底，为我们徐徐展现一副七十年代苏联地下文学图景。大家觥筹交错，高声谈论着文学与艺术，暖黄色调的运用更帮助渲染出令人陶醉的梦幻氛围，恍惚间让你以为身处20年代的巴黎蒙马特。 可这样的热闹与温暖也只能持续五分钟，屋外寒风肆虐而沉闷压抑的世界，才是他们日复一日必须忍受的真实生活。 下一个镜头，从聚会出来，多甫拉托夫和他的诗人朋友布罗茨基散步，谈论到作家流亡的问题，小有名望且已遭受多年打压的布罗茨基一个字一个字地说，“我们只有一个祖国，不是吗？” 讽刺的是，影片临近尾声时打出字幕——“迫于当局压力，布罗茨基被迫离开了苏联”，这位当代最伟大的俄语诗人之一，最终客死他乡。这两个当年在雪夜里谈话的心高气傲的年轻人，终其一生以母语写作，恐怕从未想过自己会迎来这样的结局。 这让我想到在同一个时代苏联老大哥手下的“小弟”捷克斯洛伐克，也有两位著名作家遭遇了类似的命运——犹太裔作家伊凡·克里玛，以及我们更熟悉的米兰·昆德拉。 「布拉格之春」后，米兰·昆德拉大肆批评苏联行径，他的作品很快就被禁止在捷克出版。1975年，昆德拉流亡法国，后来成为法国公民，在那里享受能自由出版自己作品的权利。在远离故乡的同时，他也渐渐远离政治，拒绝将自己的小说视为“政治作品”，尽管我们都对《不可承受的生命之轻》和《生活在别处》的政治隐喻十分熟悉。而同为作家的伊凡·克里玛那时在伦敦，他回到国内并坚持留下来，之后整整二十年生活艰难，被迫当工人谋生。他拒绝了美国几所大学的教职邀请，但在苏联控制下的捷克斯洛伐克又无法真正当个作家，所有作品被迫沦为“地下文学”。几十年后，克里玛在一次采访中，解释自己当年的决定——“对于作家而言，流放是一种致命的决定，因为你失去了和自己语言的联系，更重要的是失去了和社会的联系。” 而选择坚守故乡和写作的多甫拉托夫，在1971年的那个冬天，发现熟悉的文学语言正在逐渐“陌生化”。报社总编要求他的文章要“正能量”，要出现“英雄和反派”，多甫拉托夫的回应是，“在我们这个时代，思考本身就是一种英雄主义。”但这种选择冷眼旁观的知识分子式英雄主义，在当权者眼里显然不合时宜。 多甫拉托夫日复一日做着荒诞的梦，可醒来比做梦还要糟糕。 同样看不到出版希望的青年作家，在杂志社割腕自杀；靠黑市贸易赚钱为生的好友，死在了无辜士兵的车轮下；他自己则因为写不出编辑要的那种文章被解雇，拒绝了“写烂诗”的要求，带着最后一丝自尊转身离开。只有在梦里，他才能够淡定地直面最高领袖勃列日涅夫，他才敢把手握“生杀大权”的泌尿科大夫骂个狗血淋头。就像在《1984》里，男主角温斯顿只有在写秘密日记的时候，才敢宣泄自己真实的情感，对周遭的一切提出质疑。 那是一个非常，非常难熬的冬天。 一群怀抱理想的文学青年和艺术家，出版的机会遥遥无期。最可怕的事情大概是“温水煮青蛙” ，日复一日地忍受失望，一点点磨蚀掉闪着激情的心灵。 四天的时间里，他们可以反抗，可以对酒当歌，在聚会上朗读诗作然后把自己灌醉，忘记明天将是新的却又毫无新意的一天。可是一个月呢？一年呢？往后更久更久的日子呢？ 他们如何对抗数倍于他们本身的力量，继续过着孤独且不被认可的生活，并在这样的生活里保持创作的自觉？ 好在，看似无望的生活里，导演日耳曼仍为我们埋了一线关于善良人性的伏笔，我想这才是他拍摄这部回溯故乡历史伤痛的影片最大的用意所在。 失意至极的多甫拉托夫，却有幸拥有一帮真心相交的朋友和家人。他身边的这些同样过不好自己人生的人，都发自内心地理解且支持他，也在尽最大努力帮助他。 影片末尾，多甫拉托夫蹲在地上，脸上是无奈的神情，“一切还是那么乏味，那么可怕，而且没有尽头”。想到小说可能永无出版机会，多甫拉托夫痛苦地皱起眉头，前妻列娜蹲下来轻柔地安慰他，“你没做错”。她温柔而固执地一遍遍重复，“我们会熬过去的”。 我记得一个镜头，多甫拉托夫抱着睡眼惺忪的女儿，告诉他的“战友”布罗茨基，“我从八岁起就决心当一个作家”。在文学失落的年代，在远离故土的异国，依然要坚持写作。

其他的人，也在以自己的方式对抗着时代的沉沦。 在杂志社工作的女孩子，因为杂志社把不用的投稿当废纸卖掉而气得偷偷抹眼泪；落魄的艺术家好友们，随便找个什么地方就开始弹起吉他，开起派对。 另一场令我印象极深的戏，是多甫拉托夫前去采访一位工人诗人库兹涅佐夫，在昏暗的地下隧道里，他以一种极力维持着自尊的方式，谈起自己破灭的爱情，但随后的镜头却无关这位工人诗人，而是他的工友们挖出了二十五年前被炸死在这里的儿童们的尸骨。在全速下沉、人人自危的世界里，最普通的工人依然会为二战时被纳粹炸死的孩子们痛哭失声。这样闪光的人性，令我肃然起敬。 导演阿列克谢·日耳曼此番首次与《修女艾达》和《冷战》摄影指导卢卡斯·扎尔合作，为《多甫拉托夫》贡献了极具水准的视听语言。 缓慢游走的镜头常常贴近人物尤其是主角的脸，在脸部的特写里，我们凝视着多甫拉托夫面无表情的脸，而他凝视着面无表情的现实。浅景深特写镜头将多弗拉托夫与周遭的人群拉出距离，强烈的疏离感油然而生。绝大多数时间，多甫拉托夫就没好好听人说过话，无论是杂志社的编辑、上流社会手握权力的泌尿科医生，还是自己的前妻、暧昧不清的情人或分别多年的异性好友，他的脸上总是一副游离而无谓的神情，回应也总是寥寥数语甚至沉默，他只习惯在文字里表达强烈的情感和深邃的思考。 影片将七十年代苏联压抑、忧郁的氛围营造得相当成功，刻意调低对比度的画面像在苍白的现实上笼罩了一层柔雾，更让人看不清未来在何处。整部片子的色调都是泛白的，尤其是多甫拉托夫做的几个梦，几乎就是白茫茫一片，像是对当时“白色恐怖”的遥相呼应，每个人都被困在这片看得见摸不着的白色迷雾之中。长镜头造就的克制缓慢的影片节奏和大面积的白色色调的画面，恰到好处地烘托出权力对个人生活的钳制和几近窒息的环境，又不至于太过。 这样如迷雾般清冷忧郁的氛围，令人联想起以长镜头美学闻名的匈牙利导演贝拉·塔尔的《鲸鱼马戏团》。 但比起压抑到令人喘不过气的《鲸鱼马戏团》，《多甫拉托夫》的“忧郁”气质被穿插其中的爵士乐和苏联文学笑话“消解”不少，“生命之轻”究竟不是不可承受。 只是，布罗茨基、昆德拉和克里玛都活着看到了庞大体制的坍塌和个人境遇的改变，一切都仿佛发生在一夜之间。只有多甫拉托夫，1990年在纽约去世，一年后苏联解体，在那之后不久，俄罗斯官方正式认可了他的作家身份和文学价值，并冠以“伟大”二字纪念。但他没等到这些。多甫拉托夫好像永远还是那个忧郁的、在列宁格勒大街上游荡的年轻人，手里紧紧捏着一个知识分子的理想与自尊，脆弱，易怒，天真，才华横溢，还有点醉醺醺的。 影片以一个富有诗意而不失幽默的俯视镜头结尾——多甫拉托夫爬上车顶坐着， 比路面上任何人坐得都高，小汽车缓缓驶过雪地，他向四周张望。在那一瞬间，他仿佛是一位得到万众爱戴的明星，是自己文学国度里的国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