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特森

分两个角度来谈，一是贾木许的电影观，一是他的诗歌观。 如果把《帕特森》看作一首诗，那整部电影则可视为导演向他喜爱的诗人威廉·卡洛斯·威廉姆斯的致敬之作，理由如下：1、威廉·卡洛斯·威廉姆斯与帕特森的关系恰如影片中男主角和帕特森的关系。贾木许将片名，男主角名字和他生活的城市都命名为帕特森，这种互文关系放在威廉·卡洛斯·威廉姆斯身上同样契合，现实中这位诗人也是生于斯，长于斯，并为其创作过同名长诗，同时那也是他的代表作。2、片中不仅直接提到威廉·卡洛斯·威廉姆斯的名字（大巴司机表示自己最喜欢的诗人就是他），剧情部分还直接安插了丈夫为妻子读诗的桥段，那首诗就是诗人的名作《便条》，全诗如下：我吃了/放在/冰箱里的/梅子/它们/大概是你/留着/早餐吃的/请原谅/它们太可口了/那么甜/又那么凉。3、片中男主角所写的诗，均来自现实中的美国作家罗恩·帕特，作为纽约派诗人的一员，罗恩·帕特和威廉·卡洛斯·威廉姆斯自然也是渊源不浅。 威廉·卡洛斯·威廉姆斯一个重要的诗歌主张是“要事物，不要概念”。通俗点概括，他的创作特点包括有：坚持使用口语，把写诗当成说话，惯用松散短句，意象描述简明清晰，反对繁冗复杂的用词，抵制晦涩的象征体系。正是因为贾导对诗人的推崇备至，这部诗电影自然也会不可避免地沾染到类似气质，比如对日常的高度关注，冷眼旁观而又自得其乐的姿态等。 有意思的是，我发现不少人提及本片，惯用“平凡的大巴司机，写着平凡的乃至蹩脚的诗”来概括剧情，这样的出入来自哪里？除了人云亦云之外，个人觉得还有两个因素值得玩味：一是观念，也即对“诗歌是什么”的理解问题。如果观众不认可威廉·卡洛斯·威廉姆斯的诗歌观，估计也就很难会对罗恩·帕特那些诗作产生共鸣，这是自然而然的事。比如上文提及的那首《便条》，应该就是很好的试金石。第二个原因则和翻译有关，也就是日本诗人在电影里谈到的：“诗的译本看起来就像是穿着衣服洗澡”。这个当然也好理解，因为语言本身的差异性，对原作的翻译其实已经相当于二度创作，诗歌因其格式和美学追求，对文字的要求尤其讲究，诗歌的翻译自然也就更加考验译者水平，冯唐翻译《飞鸟集》激起公愤即是佐证。更进一步讲，还可以拿《路边野餐》《长江图》这类所谓的诗电影来作个比较，毕赣的诗就是典型的翻译体，我们知道，中国新诗在发韧之初，深受国外各种诗歌流派的影响，这些外国诗作经典流到国内多半经由译者改头换面，即为翻译体，它几乎就构成了中国现代诗的源头。很遗憾，这种本末倒置的美学标准至今还在众多诗歌读者当中大行其道，所以说到底，翻译问题最终还是理念问题。 再说电影观。贾木许曾坦承自己喜欢小津和布列松那样完全“不戏剧化”的电影，在戛纳的领奖台上更是喊出“感谢侯孝贤，我是你的学生”。由此对照观之，《帕特森》确实算得上是一部平淡素简的电影，当然，冷漠疏离而又自有趣味差不多也是其一以贯之的风格延续，迷影情怀和双胞胎设置乃至日本诗人缠着胶布的手指，更可算是其个性化影像标签。但我不得不说，相比于独立先锋的诗歌观，贾木许这次的影像理念还是略显规矩中庸了。 具体问题出在哪里呢？影片以一个星期为周期展开章节，是一种类似于《都灵之马》的设置，周一到周日最终回到周一，则又好比《春夏秋冬又一春》，这样的结构无疑极具概括性，表现生活同时也提炼生活，但它工整有序的形式感，难免就和诗歌观念上的随性灵动构成了冲突，特别是当时间来到星期六，制造出影片最大的矛盾：小狗马文撕碎了大巴司机的诗集本后，周日的解决矛盾也因此变得必要而又集中，“啊哈”当然也算得上轻巧微妙的解决之道，但遗憾的是，为了这一声轻巧，它的铺垫过于蓄意且痕迹明显了，一咏三叹的强调更是迫使这种不可言说的“余味”生成了非此不可的“硬道理”。这点可以和侯孝贤比比看，《恋恋风尘》《悲情城市》《戏梦人生》《刺客聂隐娘》片尾的配乐为什么那么吸引人？曲子本身优秀之外，它更应该是和侯导克制隐忍的抒情策略有关：情绪出口始终被堵着，不到配乐响起不松手。换言之，没有影片内容的催化，那些曲子也仅仅只是好听的曲子而已。 据此下个结论，贾木许写诗，画画，组乐队，拍电影，做的这一切与其说是特立独行，还不如说是本身的文青气质使然，而且在这看似自由叛逆的背后，隐藏着的还是一枚闷骚老派的灵魂。可以说，他所有的创作源泉都深深扎根于此，而且就目前来看，也依然没有超脱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