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流者

（一）集权暴力与信仰危机 《同流者》的表层主题是集权暴力对人性的禁锢，片中秩序与自由、暴力与欲望的元素总是成对出现。帕索里尼在《诗的电影》中说：“诗意的表现力来源于象征。”《同流者》中存在着显而易见的外部象征引入。同时，贝托鲁奇也创造了一套内部象征系统，最终形成极富感染力的诗意气质与表现力。第一个系统是“囚禁”——马尔切罗来到妻子家的一场戏中，妻子身着黑白条纹裙、光线被百叶窗分割为无数条，这些元素无一不指向囚禁的意涵。司机房间内的白幔、盲人聚会上的拉花，则都给人“阻挡”、“死亡”的联想。栅栏的直接出现有两次，分别是马尔切罗来到母亲家，接到暗杀任务，以及最终被投入监狱……这些意象使主角始终处在身陷囹圄的压抑环境，并暗示结局的走向。与之相伴，是无处不在的“监视”感。带框的封闭构图加强了这种氛围。马尔切罗来到部长办公室的镜头用极端远景与俯视视点形成人与机器之间的巨大对比，表现集权体制下人的渺小与受压迫；人物处在画面下方的不平衡构图则呈现人类在极端环境下受到异化、内心空洞的精神危机；对女人赤足的三次特写则透露法西斯分子及资产阶级腐化堕落、精神空虚、道德沦丧的生活。 电影中色彩的极致运用也鲜明揭示了这一主题。行政大楼的建筑全部以黑白色相构成，秩序井然，冰冷压抑。蓝色的运用在片中则有着多重意涵，基本集中在巴黎的段落中。巴黎的所有外景都采用如雾般的蓝色调。法国三色旗中的蓝代表“自由”，在此却更多地表示为“集权对自由的禁锢”，正如基耶斯洛夫斯基在《蓝》中将蓝色呈现为“自由与囚禁”这对正题与反题的存在即是人类永恒的生存状态。电影开头，马尔切罗乘车赶往雪地的一场戏，外景镜头和车内镜头全部被昏沉的幽蓝色灯光笼罩、奠定忧郁消沉的影片基调，随着情节发展，被赋予越来越多的丰富内涵。大面积的白色相运用在片中象征着死亡、厄运。被性侵、谋杀安娜的两场戏充斥着杀戮、死亡意味，也是马尔切罗心中最沉痛的记忆。 影片运镜方式亦十分独特，几乎没有固定机位静止镜头，多用长镜头配合丰富的场面调度，其中拉镜头的使用尤为瞩目。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批评认为“意识形态是国家机器询唤个人进入秩序，成为主体”。这种询唤作用体现在好莱坞电影中常用的对切镜头——这实际上是一种“缝合系统”，它打断了观众的视线，提供另一个“叙事者”，使其缺席而掩盖其权威。《同流者》中常用的运镜方式是：将单人镜头拉大景别，表露他者的存在。这不仅加深窥视的观感，也提供更多思考空间，体现“窗口论”主张的景深镜头，表意丰富。影片这种方式消解了意识形态性，与主题恰如其分地贴合。 在集权暴力的威胁下，片中另一套象征系统“宗教信仰”，则将其虚假性暴露无遗。马尔切罗的祷告词：“我要为明天的罪行祈祷，用罪行赎罪。”表明宗教只是一种虚无缥缈的慰藉，用以掩饰心安理得的犯罪。牧师的丑恶嘴脸、恋童癖者房中的十字架，无不透露出导演对于宗教的嘲讽态度。 （二）同流与个性 贝托鲁奇吸取了心理现实主义电影的元素，在《同流者》中大量展现了人物的回忆、幻想等内心状态。影片的叙事结构：三个时空平行蒙太奇，以马尔切罗巴黎执行刺杀任务的时间线为叙事轴，展开双重回忆。全片大多采取男主主观视角。开头营救戏码反复闪现，埋下悬念，而当两条情节线交汇时，观众才知道他并未实施营救，而是冷酷注视安娜死去。这样的时空设置令观众透过三重时空体会马尔切罗的心路历程。童年回忆场景首次出现是以“拦车”的相同元素闪切，而后在祷告时正式展开内容，这个镜头既是闪回、又是预叙，完全以主角的意识为依据，具有意识流风格。 马尔切罗是一个两面三刀的法西斯者形象，然而他既非功利主义者，更不是理想主义者。电影花费大量笔墨描绘他内心的挣扎。片头红色灯光与自然光的交错闪烁奠定了他的心理基调——分裂。游走在麻木残酷的屠戮与个性欲望之间，从而引出本片的第二重主题——个体压抑真实欲望、融入秩序的本能。针对马尔切罗这一角色的视听方案是“分裂”构图：他的单人镜头以闪烁色彩、光影对比和阻挡物的分隔为主，而与他人同处画面中时，也常用强烈对比的镜头语言。例如，马尔切罗与教授通话时，他与妻子身后背景色是棕与白的鲜明对比；接受任务的一场戏，采用水平倾斜的构图，意味马尔切罗内心发生了重大的价值偏移；影片最后，马尔切罗出门前与妻子之间阻隔了厚厚的墙壁，二人始终处于貌合神离、缺乏灵魂沟通的关系。 马尔切罗常说的一句话是“想过平凡的生活”，电影给出他渴望“平凡”的深层原因。与父亲的对话揭示他童年时受到的家庭暴力。拉康的精神分析理论认为：男权社会中，男性眼中的女性是不完整的，父权的压迫给男性带来“阉割恐惧”。受到性侵的童年创伤则进一步加深了这种恐惧，令马尔切罗害怕自己变得性向错乱、“女性化”。当他被伙伴们欺辱，为了彰显独特而拦车炫耀，最终却因此被性侵。“成为异类”成为马尔切罗最深重的恐惧。由此，马尔切罗拼命压抑自己的真实本能与欲望，以至加入法西斯组织，成为“同流合污”的一份子，接受了历史的暴力改写。 然而马尔切罗的内心始终是挣扎的，当他见到教授夫妇后尤为明显。他与教授关于柏拉图“洞穴理论”的一番讨论，表明他渴望受到启蒙、得到解放，却恐惧成为“真理的异类”。而他讲述的梦境中，自己眼盲由教授操刀手术，表明潜意识中马尔切罗认同教授的思想，希望他可以“治愈”自己。片中两个人物的设置与马尔切罗存在镜像对应关系：盲人朋友这一角色的塑造是非现实的——反应迟钝、惊慌失措。他的首次出现即与马尔切罗形成镜像构图，并说“我们是同类，喜欢相同的人，不信任不同的人。”盲人朋友是马尔切罗“信仰法西斯”的一个人格外化，然而最终，他是错乱的、看不见的。两色皮鞋显示了他的混淆黑白、位置倒错。另一个角色，安娜的出现唤醒了马尔切罗残存的良知、理性之人格。“任何疯狂的恋他，即是自恋，”马尔切罗向安娜表白的戏码发生在舞蹈教室的镜子前，他对安娜的迷恋更是对自由、理性的向往。二人相拥时的蓝色调为这段恋情蒙上了诗意的忧郁，象征拥抱自由，挣脱束缚的可能性。然而马尔切罗毕竟是“同流者”，他祷告、在舞会跳舞，无一不是遵循集体秩序。当他注视着安娜被谋杀，也扼杀了自我，沦为彻头彻尾的同流者。战败之后，他见到司机利诺，立即将自己误入歧途归因于他，大喊着揭发利诺与盲人朋友，企图在和平年代再次归于“平凡”，却最终被游行人潮视若无睹地淹没了。这一场景与舞会上马尔切罗被舞群漩涡般吞没的场景如出一辙，揭示着集体无意识的可怕。理智往往会被群体狂欢所淹没，而个人也总是历史挟持的人质。 （三）历史创伤的象征性书写 《同流者》中充满了意大利战后一代人对于历史、战争的深刻反思。片中故事情节对应的所指充满意识形态性，影射出二战时期意大利社会各个势力的混乱状态。 马尔切罗的父亲被关在精神病院，父权的衰败即意大利历史的断裂；母亲所象征的祖国，变得放荡不堪，与日本司机苟合意指轴心国间狼狈为奸；在这种背景下，法西斯主义趁虚而入，煽动民众，裹挟马尔切罗这样摇摆不定的人；宗教只是虚无的谎言，中产阶级（妻子、岳母）唯其是从；当唯一可能治好社会痼疾的教授夫妇被杀害，整个国家、所有民众都丧失了理智，加入法西斯政权的庞大机器，成为这杀人机器的一环。真理在集权暴力面前是脆弱的，在集体狂欢中是失声的。人趋利避害的从众心理解释了法西斯等集权政权勃兴的原因，是集体暴力的渊源。 在被侵略国家法国的段落中，导演更借卖花女之口唱出《国际歌》，借法国妇女之口谩骂法西斯分子，表达对法西斯主义、集权主义的强烈抨击。 《同流者》揭露了二战对意大利群众的历史创伤，充满思辨性地表现战后意大利社会的深层集体意识，是兼具思想性与艺术性的佳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