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片是无比高明的叙事手法，文本上无可挑剔，水平高到让人看了就会相信。人物塑造典型而不刻板。
从未消失的保守主义……
“那你说，我参加革命是为了什么？”
“谁知道你是为了什么。”
“他是为了保卫他那地主的家庭！”
这确是掷地有声的控诉，然而读过几本书的我，心里总是泛起种种不健康的联想。
因为这起初的先锋队，组成人员无一不是略有背景，在既有秩序当中保有一定位置的知识分子。
彼时的旧中国，能读到书，能识文断字的人，同手握生产工具的人，就已经不是一个class了。
这些人事实上经历了秩序的崩毁，但他们中的好些，用力地活着，继续搭建属于他们自己的权力框架。
郭大娘是一个道德模范，是彼时的典型人物，是一个没有自知之明的人。
这样的人，时机正确，可以做许多称得上是伟大的事。
但是时机不会永远正确。
“要翻翻身。”翻身是什么？
翻身就是获得权力。对于工农语境而言，翻身就是生产到分配全过程的结构化权力控制。
这里存在的问题是非常多的。
分布式的基础农业生产不是军阀混战，国家、民族叙事不起作用，艰苦奋斗成为乏力的话语，郭大娘热情地违反着经济学原理。
的确，武装战争中有你死我亡的共识驱动所有人，但战争结束以后，即便是亲历者，似乎对建造秩序的工作一筹莫展，然后只能用战争思维路径依赖地去挑战自然环境和人性本身？
我不是亲历者，只是悲剧的耳闻者，只是偏见的集合人。
自发式群体化互杀的进程中，问题变得简化。而社会生产不是生与死的是非题，是无法让渡统筹决策权的，无法进行精英主义先锋队式的、少数带领多数的行动策略。
所以“人变坏很容易”这是一句扯淡的说辞，打日本人和农耕这两件事上，人跟人的共识基础就不一样。
硬要说有，那就是生命权，战争的团结基于直接的生死、绝对的对立；而粮食不握在手上，给农民带来的简直就是阉割焦虑，是生命权受到侵害。
“我们农民的肉不能长在你们地主身上。”
“我儿子是革命干部，他就快回来了。”
“回来了他也要和群众站在一条线上。”
郭大娘拿着鸡毛当令箭，不像今天的人能意识到生产力低下不足以进行实践的历史事实，打击瞒产私分，催家家户户上交。
生产到分配的全过程结构化权力控制，最终并没有落到手握劳动工具的个人头上，而是落在少数人头上。
郭大娘斗志昂扬地代表了农民，她有了权力，也就是说并不是工人和农民翻身做了主人，而是符合理想模型的社会建构需要的个人，“代表”，“道德模范”做了主人。
至于典中典“我儿子是革命干部”，愈发像是本片的春秋笔法。
就不说这部了，我想起了《高山下的花环》。
“革命革到自己头上”是什么？且不说如宗教赎罪劵一般的“光荣历史”计算法，就是说到“翻身”，与之对应的则是观念与权力的匹配与识别。
发包制下的成绩竞赛模式，主导了非自发性秩序的再生产。出于“翻身”，农耕不再是人类自发自主的生产活动，转为胁迫式的价值产出，“为国家的工业化打下基础”——“不交国家哪有钱买机器”。
一种经典的原始积累，一种名不副实但是其实十分有效的运转模式。前现代的消亡由此肇始。
“超产有奖励，肯定比去年分得多”
“怕支援了别处”“咱们糟了年景，别处也支援过咱们不是”
（这两句都事实性地没有做到……）
“我要是不走合作化的道路，我怎么会有今天（的生活）”
怎么不会有呢，你不走合作化不也要种地么，种完地不都是你的么。
（甚至突然意识到了包干的优越性了……）
不得不说，老一辈文艺人士笔力深厚，轻描淡写地把生产-消费的链条拆碎，再声嘶力竭地接上别处。
明明是我自己从田里刨出来的，变成了___给我的，并且我自己都相信了。太感人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