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悲歌

1957年上映的[诗人悲歌]和[印度母亲]都是印度影史的经典名作，分别获得当年印度票房的冠军和季军。不同的是，后者一经推出就占据了民族精神高地，得到国家电影奖项的肯定，一直是印度电影的代表作，前者则因其彻头彻尾的批判和悲剧立场，直到1984在法国上映后，才确定其印度影史经典的地位。 在各种关于印度或世界电影的榜单中，[诗人悲歌]经常榜上有名，被誉为印度最浪漫的电影。导演古鲁·杜特以拍摄喜剧片闻名，商业上的成功让他赢得资本创作悲剧内核的轻喜剧[诗人悲歌]。大约自1947年起，22岁的他受到真实事件启发，便开始构思该片故事。后来，他在其中加入了自己早年挣扎生存的经历。 [诗人悲歌 ]承载了古鲁·杜特艺术上的野心，一反主流宝莱坞电影里的乐观和印度梦，转而用尖锐的视角看待印度社会的现实。当时，加尔各答的萨蒂亚吉特·雷伊刚刚凭借具有意大利新现实主义风格的[大地之歌]和[大河之歌]，声名鹊起。位于印度东北部的孟加拉电影人掀起的新印度电影(又称平行电影Parallel Cinema)运动，进入高潮，与脱离现实的宝莱坞电影针锋相对，抵制梦幻的歌舞元素和虚假的情节。 然而，出于市场考虑，很多新印度电影其实也加入了大量歌舞场景。[诗人悲歌]中，歌舞场景不像宝莱坞电影里的那样华丽、优美，满是超越现实的梦幻，而是保留了贫民环境的真实面貌，突出角色感情的深入和互动。他们的歌声、舞蹈和正常的语言交流一样自然，不是脱离现实的方式。 主角维杰大学毕业后，穷困潦倒，没人愿意出版他主题沉重的诗歌。出版商要求他多写一些浪漫的情诗，而不是诉说悲苦。他不敢回家面对伤心的母亲和刻薄的兄弟，连最好的朋友也喜欢讽刺他。 维杰自始至终命运蹉跎，诗出版了，自己却已经“死”了。失望至极的他，放弃了被神化的身份，叫上关心他的可怜妓女古拉博出走。古鲁·杜特本想让维杰在失望的情绪中独自离开家乡，但迫于制片公司的压力，修改成这个结局。 编剧和古鲁·杜特对影片的结局也有分歧。他认为维杰应该接受众人的膜拜，宣告自己的真实身份。这是个大团圆的结局，诗人的坚持终于换回世俗的成功，虽然方式过于讽刺——人们以为他已经死了。古鲁·杜特则坚持让遭受了众叛亲离的维杰放弃自己的真实身份，以表现他对世人的盲从和偶像崇拜倍感失望。维杰追求的不是这样的成功。 古鲁·杜特曾想在加尔各答的红灯区拍摄部分场景，但是遭到皮条客们的阻挠，只好根据拍到的照片搭景。编剧将孟买红灯区里一名妓女的名字用在了片中。那名妓女在他探访红灯区时对他说，“从没有人那样尊重她。”这句话也被用在了片中：维杰被人欺骗，无钱吃饭，古拉博替他付了钱，坐到他旁边，像和情人倾诉一般，说其他人都对她污言秽语、举止粗暴，只有维杰尊重她。 拍摄于加尔各答、极尽讽刺和批判的[诗人悲歌]因此成了新印度电影的代表作，尽管它采用了宝莱坞的经典叙事技巧——浪漫的爱情(既遭遇背叛，也获得忠贞)、动人的歌舞、反转的情节。正是这些通俗戏剧手法确保了该片商业上的成功——大部分新印度电影票房失利。维杰并不是普通的失业青年。他具有经典电影主角经典的形象——落寞的理想主义者。 这类人的悲剧不单是把问题指向社会结构的失衡，更重要的是逼问人心。他面对的是一个无限堕落的社会：女友嫁给了有钱的出版商，曾经十分善良的朋友为了钱出卖他，亲兄弟不愿同他相认，不识货的出版商争抢他的诗歌，读者随波逐流，沉迷于他的人气。只有同为天涯沦落人的古拉博和一个街头按摩师朋友始终在帮助维杰。 [诗人悲歌 ]在商业上的成功得益于通俗的爱情片框架，将男主塑造成理想的社会底层，因贫穷遭遇背叛，因真诚收获真爱。维杰的身上，一方面有众多印度普通观众的困苦——失业，贫困，得不到爱情；另一方面也投射了普通人的幻想——才华终被认可，善良赢得爱情。 与宝莱坞主流电影不同的是，[诗人悲歌]选择背离苦尽甘来的梦想，没有留下团圆和希望。维杰的诗突然为人追捧，但他却经历了众叛亲离。人们为名利而疯狂的面孔，让他选择放弃诗人维杰的身份。没了这个身份，他像妓女古拉博一样，得不到尊重。与其说，维杰带上古拉博一起逃离失望之地，是因为爱情，不如说是两个一无所有的人选择抱团取暖。 在这个意义上，[诗人之歌]既是浪漫的，也是残酷的，梦想成真，但随即又被摧毁。维杰和古拉博只是换个地方挣扎。如果说生活有了希望，也只存在于他们出走的那一刻。这正是被造梦的电影回避的现实之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