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怕放在当下看，《红衣少女》依然能够像那件“别出心裁”的红衣一样，出挑，而且刺激。
出挑，是因为在思想复苏还没有彻底成型的大环境下，与众不同的打扮往往容易引来非议，但又正是因为美以及相对应的意识觉醒、思想解放，是刺激到私人的缘起，更是刺激到社会的武器，这就使得 《红衣少女》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而同样难得的，是在当下的语境中依旧发人深省。
1983年，26岁的铁凝在《十月》杂志上发表了自己的第一部中篇小说《没有纽扣的红衬衫》。再过两年，由此改编的《红衣少女》登上银幕。故事非常简单，无非是一个平凡得不能再平凡的四口之家，父亲作画，母亲是个小职员，24岁的姐姐安静在杂志社当编辑，16岁的妹妹安然则在求学阶段，但经历过想起就会“心里一阵阵发寒”的“是非颠倒的年代”后，每个人对事情都有不同的看法，也面对着不同的波动。
小说以姐姐安静作为视角，让一个成年女子，夹在父母辈以及未成年的的妹妹之间，来审视时代烙印对人产生的影响，以及女性思想如何枝枝蔓蔓地变化。而电影则转而借用少女安然的视角，让一块璞玉的“被”雕琢与“被”染指，来映衬成长，尤其是女性的成长，究竟意味着什么，进而展现荒谬的社会环境对人有着何等荒谬的改造。二者互通，在更为细腻、直白、丰富的影像中，兴许能有更深的触动。
最重要的人物安然，外貌虽不出众，但是道德观很值得瞩目。她信奉着最早接受到的信条，即“青年人最重要的是正义感和诚实”，而为了真理，不去算计的她往往表现得不够“世故”，这个“太过于”直肠子的“非传统”女孩子会当着全班同学的面指出老师把“莫邪”念错，会在作文簿里愤然写下“红人”班长的不当，会当即拆穿母亲顾左右而言他的套路。而往往，以自己“吃亏”告终。
安然最明显的参照系，是班长祝文娟，学习成绩好之余，“群众关系”也好，因为她更知道如何顺从老师韦婉的旨意，也知道如何在同学之间的纷争中，选择柔软甚至是虚假的应对，进而最大地保全自身。
但这些，恐怕是安然至少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无法学透的“本事”。只可惜，似乎在极其漫长的人情时期，那都是所谓的社会染缸所要给人布设的去向。安然的母亲兴许就是祝文娟长大后的模样，曾经还能写下深情诗句的少女，经历过各种运动与斗争，开始变得消沉、暴躁，直到重复的刻板生活磨得自己更加怨天尤人，甚至刻薄冷漠。而她又是如此具有代表性，代表的，正是被“现实”所复刻出的战战兢兢的群体，习惯性地把社会的陈规、他人的眼光看得极重，以致于常以“复杂”一词来形容违背所谓纲常的事情，哪怕这件事情的初衷或去向都如此纯粹。
《红衣少女》在显要层面的讽刺，就体现在这些人设上。但更有冲击力的，往往是不知不觉下的变动。 少女安然原本对世事已有懵懂的认知，但是仍然愿意守住做人的原则与底线。只是哪怕她再大大咧咧，也会逐渐触碰到生活上的反噬，譬如同学们会认同质疑权威不过是在炫耀显摆，母亲会指斥私下跟男孩子出去玩就是不当行径。委屈与懊恼始终在这个尚未涉世的少女心中累积，电影很讨巧地，把最大的爆点放在评选三好学生这样一起寻常事件上。
对于中学生来说，这个对日后升学有不小促动的荣誉，多少带有点争权夺势的味道。祝文娟之流为了稳守江山，继续不动声色地“笼络人心”，而安然得不到韦婉青睐，哪怕成绩斐然，也不在考虑之列。局势的扭转源自安静对妹妹的关爱，催动她去重新联系关系一般的昔日同学韦婉，并通过赠送珍贵的电影票以及发表对方糟糕的甩膀子诗，为安然暗中争取了机会。殊不知，这带给安然最沉重的一击。本该是最亲密最知己的姐姐，竟然也参与这种肮脏的“成人”勾当。而这，还是在她经历过同学们近乎上纲上线的指责之后才知晓的。
安然情感防线的崩塌，《红衣少女》处理得很细致。就像是给观众展现了一张白纸，然后认真地记录下每一个褶皱的出现，每一次下笔的摸索，最终，观众追随安然，抵达成人世界的边缘，看到被各种美好所遮掩的丑陋变得更加触目惊心，看懂了成人的虚伪与粉饰，而大家几乎忘却了羞愧。
就像是安然对红衣的处理，同样充满淡然的唏嘘。这件安静南下出差给妹妹捎回的礼物，原本是时新、美好的象征，但在彼时的眼光之下，前面没扣子，后面有拉链，都足以判处一件衣服“标新立异”，主人“不够安分守己”。安然最初只是出于喜爱而穿，后来则出于一种不屑于屈服权威的骄傲，但当她摘下自己的最爱，又换上之前包裹着时代之于性别、个体的漠视的“假小子”衣服时，多少带有种梦碎的苦楚以及无声的抗议。
到此，就算《红衣女孩》留下一个淡然自若的结局，但安然已经不只是一位八十年代的偶像了。
铁凝写，“人要是真能按照自己的意志走自己的路，那是一件多么艰难的事啊。它显得荒诞可笑，却又其乐无穷。”在八十年代初期，这是振聋发聩的一句宣言，而在如今，却会发现，那么多状貌，居然依然没有改变。 （原载于《看电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