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利之战1

发布时间：2023年9月11日 作者：塞缪尔·布罗茨基 译者：热带幽灵 原文链接： https://www.filmcomment.com/blog/interview-patricio-guzman-on-the-battle-of-chile/ 1973年9月11日，智利军方在美国的支持下推翻了民选总统萨尔瓦多·阿连德政府。电影制片人帕特里西奥·古兹曼当时32岁，他在一年半的时间里一直在游行中、在卡车上或在商会内拍摄导致政变发生的事件。当军队最后轰炸智利的白宫拉莫内达时，古兹曼拍下了这一切。古兹曼在这一时期拍摄的镜头，构成了他在接下来几十年里制作的大量纪录片作品的核心，特别是他的史诗系列《智利之战》（1978-1980），至今这三部影片仍成为这一段骇人历史的猛烈见证。

为了纪念智利政变50周年，伊卡洛斯影业 (Icarus Films) 和“热带电影”(Cinema Tropical) 今年9月在纽约市联合举办古兹曼作品近乎完整的回顾展。古兹曼1972年首部纪录片《初年》的全新修复版将在电影选集档案馆放映，该片记录了阿连德总统任期的最初12个月，而高清的2K修复版《智利之战》将在布鲁克林音乐学院放映一周。最后，纽约国际金融中心将展示古兹曼的多部近期作品，其中包括关于2019年智利大规模民众起义的《想象之境》。

在《智利之战》中，古兹曼描绘了一个受到军事和经济战争围困的人民政府的全方位画像。这部影响广泛的三部曲，它的镜头在不断游移，从公众游行到铜矿山，从政府事件到工会会议，从上层阶级的聚会到贫民窟的现场。我们看到权力斗争以及随之而来的恐怖在真实的时间里展开。在第一部分“资产阶级的起义”结尾处，迎来了一个特别震撼的时刻，画面定格在一名士兵脸上，他对抗议者实施了残忍的射击。“这就是智利军队的真面目”，古兹曼在画外音中宣布。士兵用枪瞄准镜头，相机掉落，图像旋转到天空。这是古兹曼的合作者、阿根廷摄影师莱昂纳多·亨利克森拍摄的最后一张照片。这部电影的制作事关生死。 1973年，当奥古斯托·皮诺切特将军取得了智利的控制权并建立军事独裁统治后，古兹曼被捕并被关押在智利国家体育场。最终获释并被迫流亡，他在古巴完成了影片的剪辑，并在1975年戛纳电影节上放映了第一部分。影片的主要摄影师豪尔赫·穆勒·席尔瓦 (Jorge Müller Silva) 被抓获并遭受酷刑，之后便杳无音信。

自1990年皮诺切特独裁统治结束以来，古兹曼一直在制作有关智利过去和现在的充满抒情与伤感的纪录片。上周，我与这位现年80岁、居住在巴黎的电影制作者进行了交谈，讨论了这部惊心动魄且令人不安的杰作《智利之战》、他对政变的记忆、他与克里斯·马克的神奇会面，以及他在面对失败时对希望的允诺。 塞缪尔·布罗茨基：即使作为一名智利人，我都不太了解1973年的政变，但从观看《智利之战》中学到的一件事是，右翼如何对阿连德政府发动经济战争——反对派、智利上层阶级如何与美国联手扼杀阿连德政府经济并制造恐慌。 帕特里西奥·古兹曼：好吧，当右翼开始以流行和制度化的方式隐藏商品和食品时，事情就开始了。流行的方式是指任何家庭主妇或来自上层阶级社区的邻居都会囤积食物和杂货。这立即在货品流通中引起震动。你去买东西，却什么都没有。新闻媒体将其归咎于政府，称其背后是社会主义。

布罗茨基：影片第一部分的开头有一个幽默的时刻，一名妇女在街上接受采访，她正吃着冰淇淋。你问她对食物短缺有何感想，她这样说：“嗯，我不认为存在食物短缺，因为我都没有减掉一盎司的体重！” 古兹曼：是的，在群众中存在这种忠诚之人。尽管有时事情很艰难，但他们还是兴奋而激动。右翼不断地让你认为一切都是关于持续的攻击，直到我们陷入彻底的混乱。他们在各个极右翼广播电台发表演讲。而且，阿连德不断提出的法案都被政府两院系统性地拒绝。但仍然存在某些漏洞和权立走廊，政府利用这些机会把各种各样的物资送进去，从而使食物、物品、商品的分配没有完全瘫痪。 布罗茨基：影片中所展现出的人民团结的精神非常感人。 古兹曼：我们理解支持意味着什么。因为在其他政府统治下，参与政治就是：你投票，然后往前走。但你参与这届政府的政治，就意味着工作（而且工作量很大）。例如，有时要将一袋袋面粉装载到火车上，以便分发给人们，这很困难。我们在制作电影的同时也要做这样的工作。用你自己的身体捍卫你自己选出的政府，这对身体和精神来说都是一种考验。

布罗茨基：有趣的是，我们在电影中看到的罢工是由上层阶级、商人和通常反对罢工的民众领导的。这里面有一个矛盾，对吧？ 古兹曼：是的，整个国家开始经历一场针对阿连德及其政府的右翼战争。道路被封锁，公共汽车停止运行，甚至瓦尔帕莱索港口也被部分封锁。这个阶级的人不想做阿连德政府告诉他们的事情，他们选择放弃一些权力和财富。而且由于当时智利正处于破产边缘，所以情况很复杂。外债不断增加，而且看起来数额巨大。阿连德并不能说，“好吧，既然没有卡车，我们就要购买 5000 万辆卡车。”这是不可能的。这是一次无法轻易平息的罢工，他们想创造条件来助力政变。 布罗茨基：您能告诉我您是如何认识克里斯·马克以及他如何出力帮助《智利之战》的吗？ 古兹曼：1971 年，阿连德当选后不久，克里斯抵达智利。当时，各种各样的欧洲人正在访问智利，他们想来看看建立一个民主选举的社会主义政府有多大可能，从而扭转资本主义制度。他们来自波兰、德国、法国和西班牙，克里斯·马克就是其中之一。他认为这是一个拍电影的好主题，他来我家是因为他知道我拍了一部关于智利的电影（《初年》），并且正在拍摄另一部。他敲了敲门，说道：“你好，我是克里斯·马克。”我当时愣住了。我之前就知道他，我们所有智利人都看过一部克里斯拍摄的电影。

布罗茨基：是哪一部？ 古兹曼：《堤》。于是我告诉他我知道他，而且我非常仰慕他的作品。我对他说，请坐，他像其他客人一样坐下，然后一起喝茶。这真是一个超现实的情境，因为我们彼此都不认识。他是拍摄纪录片的天才。我睁大了眼睛。然后他突然对我说：“我是来买你的电影的，昨天我看到了它，我决定从你那里买下来在巴黎放映。”当时我还不到30岁，我欣喜若狂。我同意通过邮寄的方式发送给他，然后他就动身前往法国了。 布罗茨基：是《初年》吗？ 古兹曼：是的。我们刚刚开始制作《智利之战》，因为智利的局势变得紧张——有内战前夕的感觉。但我们没有任何胶片，智利唯一一家柯达胶片进口商已经关门，我们已经没有剩下的了，所以我们写信给克里斯寻求帮助。答案是一封单线电报。它只是说：“我会尽力而为。——克里斯” 然后我就开始组建团队。我们大约有四个人：豪尔赫·穆勒（Jorge Müller），他在电影拍摄后不久被枪杀；音响师贝尔纳多·门茨 (Bernardo Menz) ，当时年仅 18 岁；何塞·“佩佩”·巴托洛梅 (José “Pepe” Bartolome) ，一位西班牙人，他路过圣地亚哥，顺便协助制作；再就是我。一个月后，一个直接来自柯达的包裹抵达圣地亚哥机场。包裹里有超过 40,000 英尺的黑白胶片，它能支持接近 14 小时的拍摄时间，还有音响设备。你绝对想象不到我们有多幸福。感谢克里斯，我们才得以拍完这部电影。

布罗茨基：我很好奇《智利之战》在美国的评价是怎样的？您的第一批粉丝里有影评人宝琳·凯尔 (Pauline Kael)。在美国有人批评您或者这部电影揭露了亨利·基辛格和中央情报局参与智利政变吗？ 古兹曼：在美国，这部电影表现出色。现在，我旁边有一张大海报，上面用英文写着“壮观”，下面标注《纽约客》。还有一张写着“宏伟”，下面标注《村声》。这部电影主要在纽约和旧金山上映，今天它仍然像 50 年前一样成功，这对于纪录片来说是不寻常的。它的风格非常现代；看起来不像 50 年前的电影，包括电影的风格、敏锐程度以及用非常简短的画外音叙述事实的方式。

布罗茨基：电影第一部分在美国上映时，您去了纽约和旧金山吗？ 古兹曼：没有，我让我的执行制片费德里科·埃尔顿 (Federico Elton)过去了。我留在古巴，完成了另外两个部分。我很少参与发行，但我确实在法国和西班牙放映了这部电影。对于团队来说，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时刻，因为在智利政变中发生了这场大屠杀，这个国家正在朝向其他方向转变，而我们的工作则非常出色且准确地记录了这场灾难是如何发生的，并让其广为人知。 布罗茨基：令人印象深刻的是，这部电影充满了悬念时刻——有时感觉像是一部惊悚片，或者一部动作片。在《智利之战》中加入这些元素是否一直是您的意图？ 古兹曼：是的，每当你制作一部电影时，你都会依赖一个基本元素。就《智利之战》而言，这很容易，因为它是纯粹的行为。电影中发生的每一件事都是一个行为。我们拍摄的一切都在运动。部长在行走，工厂在运转，警察在治安，数十万人都在周围游行。对于观众来说，最好的体验就是身临其境地观看这些行为。

布罗茨基：我想问一下智利目前的情况。最近的公民投票中，新宪法被选民否决，这对智利左翼来说是一次巨大的失败。50年后，这个国家仍然在皮诺切特的宪法下运作，过去三四年的大规模抗议活动也随着这次失败而停止。您对智利的未来有何看法？像阿连德革命这样的事情会再次发生吗？ 古兹曼：我相信还会有另一场革命，但这需要很长时间。智利有很多心地善良的年轻人，他们是有准备的，也是最热情的，但他们还年轻。这个国家充满了生意人和腐败官员，当这些人控制着国家的大部分地区时，这种制度的建立就很困难。但最终，我还是充满希望，我总是充满希望。 - F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