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路上

动画电影于台湾电影史整本而言，虽不至于空缺，寥寥几笔即可带过。台湾动画史萌芽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早年，台湾作为迪士尼动画公司的代工工厂，只有纯粹劳动力输出。直到二十年前，一部名为《魔法阿嬷》的片子在台湾上映，融合了地方普渡文化、民间信仰元素，王小棣执导，文英阿姨配音，4000万台币的加持下，影片大获成功，亦成为了台湾动画电影的传奇，此后的二十年来，无论中元普渡与鬼月，她总会如期以电视转播的方式，出现在台湾的电视荧屏上，成为一代代台湾人的童年回忆与陪伴。

可惜的是，自《魔法阿嬷》后，台湾动画电影鲜少再有如此传奇性的标杆诞生，甚至可以说鲜少有动画长片诞生。在2017年前，金马奖已十二年无台湾动画电影获得提名。直至2017年，《幸福路上》的出现，让这一年成为了台湾动画电影史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历史回溯 2017年年底至2018年年初，短短两周内，同时有《小猫巴克里》和《幸福路上》两部台湾动画长片登陆台湾大银幕。并且两部以严肃深刻的内涵，开拓了以低龄化取胜的动画电影的另一重维度。先有《小猫巴克里》以人类男孩在动物王国的经历，见证国家机器“造神”与“神的幻灭”的过程。而后《幸福路上》，虽画风甜美温馨，但以更大的格局，从个人的成长视角以小现大，反映整个社会的时代变迁。 伊朗漫画家玛嘉·莎塔琵的动画《我在伊朗长大》以自传的方式，讲述了自己于家国动荡中流亡的人生，《幸福路上》的小琪虽然生活在相对和平的世代，但女性的命运始终与社会变化息息相关。在回溯集体记忆的过程中，《幸福路上》辅佐以自我反思。小琪追寻幸福的命运，很大程度上是台湾于上世纪出生的中生代女性共同命运的缩影。主人公小琪出生在上世纪七十年代的台湾，高知女性，赴美工作，是大多数台湾中生代精英社会成员的动画写照。经历家庭、友情、学业、社会的变故和动荡后，远赴他邦，在异乡数载后，回台湾重新寻找“幸福”。小琪身上所发生的每一个故事都是整个社会的缩影：台湾社会近代从农业到工业的急剧转型背景下，小琪举家搬迁到台北务工开辟新生活、1999年的921大地震小琪痛失好友、2000年的911恐怖攻击事件促使她下决心赴美工作，这些上个世代的台湾民众的共同记忆持续穿插在影片当中，个人的经历与社会背景紧紧相扣。

以个人成长史书写台湾近代历史的过程，台湾新电影运动中的大部分作品皆是如此操作，而以女性成长隐喻台湾的发展，亦有诸多前例：譬如万仁导演的《油麻菜籽》、和张毅的《我这样过了一生》，杨德昌《海滩的一天》等等，视角柔软却触及力度坚韧。以动画方式呈现的《幸福路上》并没有因为温馨的画风，而减少反映社会的尖锐力度，反而因为具备全局视角而带有严肃思考的《幸福路上》，以动画的虚构方式讲述了很多真人演绎所不能达到的反思层面。 台味注入 台湾原创动画长片，为了打造出本土的特色，一直强调的一个关键词便是“台味”。从《魔法阿嬷》中便可见一斑，阿嬷作为灵媒的身份代表着了闽南文化中特有的乩身民俗；《小猫巴克里》复刻了整个台南街景，街头小摊仿若整个台湾市井文化的重现；《幸福路上》中，对于台味的拿捏，相比前二者更甚一筹。除了动画中对于台湾民俗文化的场景重现、以及文化元素运用，影片中还加入了很多特定的情节来彰显“台味”。 首先，对于台语使用的探讨。在小琪初入学堂时，学校明令禁止不能说方言，甚至于说方言要罚钱。在当时的普遍认知里，台语是低俗的文化。但《幸福路上》中，始终洋溢着台语对话轻松欢快的氛围，是父一辈与子一辈情感维系的密码。从而可见，创作者对于官方认知的抗拒与批判，以人物之口表达了自己对台语文化的热爱。

其次，对于台湾原住民身份的探讨。小琪的外婆，属于台湾原住民山胞，上世纪的台湾，仍然存在着对原住民有意无意的歧视，阿美族被粗鄙地唤作“番仔”，含有野蛮人的意思。有一次，花莲的外婆到台北探亲，拜托小琪去买槟榔，当槟榔西施得知是女人要吃槟榔时说：只有番仔和不正经的女人才会吃槟榔，而后小琪被同学常常嘲笑是番仔的小孩。但恰恰《幸福路上》主人公最大的情感寄托来自外婆，她是整部电影中情感最细腻的存在，外婆生性耿直开朗，在家人左右小琪人生道路的时候，鼓励小琪自由选择，促使小琪回到台湾的契机，也是外婆的去世。即便不在这个世界了，她也依然是小琪的精神寄托与引导者，可以说《幸福路上》对于台湾原住民的塑造给予了高度的肯定的正面形象。 这些“台味”的注入让《幸福路上》打上了属于台湾本土出产的鲜明烙印，同时以个人情感书写整个社会历史变迁，充满了浓厚的人文情感与历史厚重感。 本文首发于《看电影》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