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7路巴士

发生在真实世界的新闻故事，如果直接搬上大银幕，观众会买单吗？我回想自己写过的特稿，如果直接翻译成电影剧本，可能真没有那么好看…… 银幕剧作是一门变精神为物质的艺术。在文学写作中（新闻/小说），我们用对白或叙述来描述思想和情感；而在大银幕上，我们需要为内心冲突创造视觉关联，用人物的选择和动作来间接且不可名状地表达内心的思想和情感。

1978年，生活在巴塞罗那一个边缘社区Torre Baró（男爵塔）的公交车司机曼诺洛·维塔尔，为了给居住条件恶劣的社区居民争取权益而抗争，最后凭一己之力，促成了巴塞罗那第一条开到男爵塔的公交线路的建立。由真实新闻事件改编的电影《47路巴士》，在今年的西班牙戈雅奖上获得14项提名，并最终斩获包括最佳影片在内的5项大奖。最近，这部片也来到上海电影节。 《47路巴士》由马塞尔·巴雷纳执导，他此前在《地中海》中已展现出在涉及社会议题的电影中吸引广泛观众群的独特视角。 新闻故事聚焦曼诺洛的“劫车”事件，而电影则从男爵塔社区的生活现状，以及曼诺洛和他的妻子、女儿的关系娓娓道来： 电影前30分钟，我们看到男爵塔社区作为西班牙南部移民的自建定居点，长期缺乏市政基础设施。他们没有自来水管道，居民需步行取水，电力供应也不稳定，缺乏公共交通，市政当局当时以“道路狭窄存在安全隐患”为由拒绝将巴塞罗那的公交线路开通到这个地方。 我们也看到曼诺洛这个勤恳老实的公交车司机，在生活中是一个会“教”女儿喝酒，鼓励孩子追求自由和梦想的父亲。他的妻子所任教的社区学校，需要孩子们轮流捂住窗口上破开的洞才能正常上课。当她敲开被迫辍学的女孩的家门时，女孩的哥哥告诉她，不去上学是因为读书无法改变命运……这些情节为后续发生的矛盾冲突埋下伏笔，后面都是要“考”的……

曼诺洛和妻子在巴塞罗那移民聚居的边缘社区男爵塔的生活。

罗伯特·麦基在《故事》当中提到一个“桥的理论”（这是我在大学时读得津津有味的启蒙读物）。如果把一个人从桥的一端走到另一端比作一个故事，那么每个关键事件就构成了这座桥的桥墩。这些“桥墩”迫使人物在每个关键时刻做出选择，他们或成功或失败（大多数时候是失败），于是迫使他们冒更大的险，做出更大的牺牲，最终达到故事的高潮，体现人性的弧光。

饰演公交车司机的埃杜阿尔德·费尔南德斯，在电影中真实地诠释了平凡英雄的精神。

回到这部电影，在30分钟左右，第一个“桥墩”出现了，人物采取了第一次行动。平时老实严谨的曼诺洛，在一天深夜和朋友坐着自家公司的公交车到巴塞罗那市政厅，趁着门卫换岗的契机，用油漆在墙上写大字抗议。在写之前，两个人还站在墙边讨论到底要写什么，这个场景拍得颇搞笑，最后曼诺洛决定用最简洁的话：“男爵塔也是巴塞罗那”。 这次恶作剧式的抗争，本来只是为了表达诉求，没想到却引发了更严重的第二个意外事件冲突。电影也从轻松的氛围急转直下，来到第二幕。深夜的男爵塔，曼诺洛正在给妻子倒热水泡脚，突然传来一阵浓烟，他走到门口一看，朋友家的房子着火了。所有人都在拼命地接水救火，讽刺的是，男爵塔本就缺水，水龙头里的一点点水只是杯水车薪，最后直接断水了。消防车到了山脚下，因为道路狭窄而开不上来。这些困难都和男爵塔社区的设施匮乏问题一一对应。最后，曼诺洛只能眼睁睁看着几天前还一起去市政厅“恶作剧”的朋友，被淹没在熊熊烈火之中。 这一次事件直接导致曼诺洛下定决心抗争，为边缘群体争取权益，由此引发了后续的一系列行动，直至最后的高潮段落——“劫车”。影片符合麦基的“三幕剧”结构，通过设置一个个压力事件，不断打破人物生活的平衡。如同投下一颗石子，在主人公曼诺洛的内心激发起一个自觉或不自觉的欲望，他意欲恢复平衡，于是不断做出冒险。一路上他必须与各种来自外界的、内心的、个人的、公共的力量抗衡。而每一次人物在压力之下做出的选择和采取的行动，都导致人物产生情感和价值的转变。

《47路巴士》故事结构和人物价值转变。

为什么要设置这样的压力事件？因为人物的真相只能通过两难选择来表达——这个人在压力之下如何选择行动，表明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正如麦基说：“压力是根本。在没有任何风险的情况下做出的选择意义甚微。”

影片穿插了大量纪录片素材，以增加真实感。

一开始，曼诺洛只是一个普通的公交车司机，他只关注自己的职责，连穿制服都严格要求自己和身边的同事。当他目睹社群遭遇不公时，他选择站出来。在第一次抗争失败，并遭到警察逮捕，他也担心自己和家人的未来。然而在受到当局不断阻挠以后，他最终选择了不再退缩，做出“劫车”的行为，表现出了具有英雄色彩的行动……从影片开端到结尾，曼诺洛实现了从公交司机到“城市权利”象征的转变，展现出人性的弧光。

影片结尾，曼诺洛“劫车”后走下公交车，接受当地居民的欢呼。警察把他带上警车时，他说：“每个人都可以选择自己的活法。”

讲到这里，你可能会问，这个新闻事件本身就具有这样的戏剧性吗？通过查阅这一段历史，我发现作者为了强化主线冲突和戏剧张力，对新闻事件进行选择性重构，做了一些努力： 首先，历史上的曼诺洛不仅是司机，更是西班牙工人委员会成员与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党员，那次轰动巴塞罗那的“劫车”事件，实则是工会网络精心策划的公民行动，并非曼诺洛的个人行为。而电影为了突出曼诺洛的个人英雄主义色彩，弱化了工会在其中的作用。 其次，公交车抗争事件发生于西班牙后佛朗哥时代民主转型期，影片也回避了后佛朗哥时期的政治背景，将矛盾转向官僚系统的惰性，并虚构了一名良心发现的议员的角色。这种对政治背景温和化的处理削弱了历史纵深感。

影片中议员的角色。

但电影的好处是它没有刻意放大贫民窟的悲惨景象，而是从更普世的层面上揭示了边缘群体、来建设城市的外来者如何融入城市化的问题，以及平民为了维护自身权益的集体抗争。当虚构的年轻议员在银幕上经历“良知觉醒”时，观众看到的不是特定政权的罪恶，而是任何时代都可能出现的公民权利抗争。它关于归属感、韧性和集体行动力量的主题，可以与全球任何一个国家的观众产生共鸣，具有现实意义。

如今，当人们看到巴塞罗那以曼诺洛·比特命名的47路公交站牌，同时又听闻男爵塔至今仍因电缆盗窃频遭停电的新闻时，影片中那辆轰鸣前行的巴士早已超越交通工具的物理定义，它是边缘群体争取城市权利的象征。

巴塞罗那市长豪梅·科尔博尼与电影《47路巴士》的导演、主演员，以及男爵塔社区的居民合影。

在一个充满谎言和谎言家的世界内，一部真诚的艺术作品永远是一种富有社会责任感和同理心的表达。这或许正是《47路巴士》留给所有边缘社区的精神路标：改变命运的道路，永远始于第一辆敢于突破禁区的巴士。 *如果你也喜欢电影，欢迎关注我的公众号：Movieday 一起分享好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