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播

新番日剧《主播》，阿部宽 永野芽郁 道枝骏佑 能年玲奈 北大路欣也，顶级配置，第一集的收视率达到了14%之高。编剧中有李正美，去年的《ANTI HERO》正是她的作品。 同样走反英雄路线的本作，至少从第一集而言，比之《anti hero》尤有甚之。节奏、情节、主题，从观感体验到戏剧逻辑，再到内主题的表述，从“新闻行业”到“广义社会”的常规性升级，都比较好地融合在了一起。 第一集讲究反转，正是当代作品最重要的观感元素，务求瞬间制造高潮，且在开头部分就直接给了一次，最大程度地抓住、留存了观众，让他们不至于迅速切换到海量的其他内容。并且，落实到具体情节之上，反转也串联起了相似剧情的多次重现，形成了戏剧逻辑上的节奏，在每一次的具体变化中推动着故事的发展，对比出人物的渐变，也服务于内在主题的推导过程。 序幕中，主播对着政治家的采访连线，冲破了后台众人对他的常规要求，一反“一切按照预定台本”的惯例，而是直击真相，穷追猛打。这奠定了“政治家真面目揭露的采访”这一重现要素，将情绪直接拉满，在收场时更是由“彩排”带出了第一次的反转。 同时，这也作用于两个层面的主题。从媒体行业的层面上讲，“台本”是当代媒体工作的基础，也是绝对真相的反面，让真实报道变成了各自有底的表演。媒体人服从着这个基础规则，也是行业“淡化真相”理念的规训者，让自己成为了普通的上班族，只是为了生计而麻木地工作，由此形成了序幕中的“后台”大环境。 追求真相、锄强扶弱、为民发声、匡扶正义，成为了本剧的一大主题，展现主播如何冲破社畜化、淡漠真相与行业根本原则/存在意义的当代行业环境，重建理想化的媒体。同时，媒体报道对接的是整个社会的方方面面，与媒体拥有“台本”关系的对家则是社会各方面的高位者，由此具备了大环境的外延与升级，媒体环境成为了社会环境的浓缩。 日本媒体讲究台本，社会时刻让自己处于“台本”的氛围之中，用划定的言辞与情节去妆点社会表象，掩盖不方便被暴露出来的内里真实，虚伪地岁月静好着。这符合日本社会的现状与国人的心态，也加深了主播“冲破环境束缚，追求真相与正义”的困难度，其环境外扩升级，要面临更多、更强---远超电视台领导与媒体行业规则---的对手，甚至原为弱者、被高位者侵害、理应是自己同伴的事件相关人，也同样会被规训于大环境与潜在心态，拒绝配合自己的取材。 在第一集中，电视台的其他同事显然不是政治家那样的绝对反派，生活气息浓郁，却也不支持主播的工作，这也会对应每一集中的事件中人的状态，逐渐被主播所改变，形成“整顿职场与社会”的双重环境变革。这也形成了又一种观感体验，即《半泽直树》一样的“社畜逆袭，反抗体制”，且反抗对象更加宏观，由单元事件辐射到社会的方方面面，并非单纯的职场或某一局部社会面---序幕直接将对家设定到了政治家的程度，触及社会最顶层，正是对辐射范围广度的定性。 作为最年轻的两个人，女主角与小哥显然代表了最强的“理想化”与“未来性”存在，最先接受主播的感染与教育，不仅是对理想压倒规训的教育，同时也是对现实阻力、深重程度的更细致认知，由此立足于非常严峻的现实基础之上，更切实地考虑问题，用现实化的手段去践行新闻理念与世界观，而非绝对的单纯理想主义。 对媒体与社会之理想的实现，对单纯理想主义的现实化落地，“我们要如何在现实里坚持理想”，在第一集后续的多次反转之中，得到了反复的再现与变奏，而“政治家采访”的2、3次出现，划定了情绪节奏、戏剧节奏、主题内容上的三重节点。 首先是秘书的采访。在那之前，剧集按照比较常规式的方向，主播追查着事件的真相，由此形成了非常类型化的元素，即“侦探片”，要去戳穿不完美的真相，阶段性地落在了秘书的采访段落。按照常态思维，此处应该是单集的结尾，逼迫出政治家的认栽，甚至已经提出了最关键的证据，强烈地烘托着这种氛围。但它只是剧集的半途，秘书的道歉非常迅速，反转、打破了观众的习惯性认知，也由此升级了“大环境”的深重程度：秘书的道歉正是对更深度、政治家本人的阴暗部分的遮蔽，且其道歉也非常符合日本人一贯的姿态，做足"诚意”，却也因为其反应过度迅速、道歉过度轻易，而失之于无诚意的廉价，更像是掩盖问题、出于环境常态化思维的条件反射，即‘’台本 的一部分。 秘书采访的节点带来了一次反转，大环境程度的升级，也让主播践行媒体理念的难度变高。下一次的新闻采访则是结尾处。在后半段中，主播努力地冲破难度升级的环境压制，似乎已经掌握了绝对的证据，且由女主角作为“理想主义者”进行了光环的加持，二人一起努力查证、接触并帮助事件中的弱者母子，并在其注视下即将成功。这带来了单集的结尾，第三次的“新闻采访”，也是又一次的“常规式高潮”，让观众与主角一起冲破了升级的黑暗现实，树立理念旗帜。但是，又一次的反转也随之而来，主播没有报道真相，而是与政治家合作，完成了潜在的“台本”。 由此一来，观众与女主角的立场形成了彻底的合一，观感与她一起急速坠落，也加大了本作的现实主义程度。在前半段中升级完毕的大环境，并不会那么轻易地被改变，至少不会像“主旋律日剧”那样，用一个单元剧的体量程度就予以解决。 更进一步地说，它还制造了随后的又一个反转。主播表示自己是为了受害人的母亲考虑，也说出了一套新闻理念的说辞：不追求绝对真相，而是要切实考虑弱者的情况，后者才是新闻报道“维护弱者”的真正意义所在，而前者则只是新闻从业者的自我感动，是理想主义的过度膨胀。 这已经是非常现实化的说辞，将主播定位在了“立足于现实、努力践行理念”的正面角色之上，也已经表现出了环境的深重程度，让他只能以相对妥协的方式去相对践行理念，因为真相在现实环境中被揭露，只会反过来让弱者受到创伤。值得一提的是，它甚至将本应为加害者的医生也同样放置到弱者的定位，面对政治家的要求只能从命，平均分配资源、公平救治政治家与孩子的医疗努力，在社会舆论的先天倾向性之下只会被扭曲、恶意解读，强行让他变成恶人，服务于自己的心态需要。 这也对等于媒体层面的理想主义内容。过度追求真相的绝对理念，在当下而言，只是对“匡扶正义，帮助弱者”之目标的削弱，其效果完全是媒体人自己的自我满足，由此形成了又一重的“台本”（序幕中的主播），即对“冲破环境束缚之台本”的“台本”，达成了形式上的“真相斗士、良心记者”，其根源是对“追求真相”的潜意识倾向，认为其本身即是绝对的正确与正义，因此过度求之。对其的纠偏，是对记者个体、媒体行业与理念践行之“现实情况”的认知与接受，也是对难以完全落实绝对正义的当下现实环境的无奈配合。 在反转之中，结尾处主播的说辞，加重了个体、行业、大环境的现实揭露，强化其深重程度。而主流舆论、公众思维之中，对于“强者邪恶，弱者受害”的认知，对于自己匡扶正义之存在感的强化与找寻，则是更广义层面的“记者”，让他们无视了真正的事实真相，即对应着“母亲处境”的“医生被迫、并无严重失当”，将后者强行树立成了强者与恶人，只为了实现自己作为“践行理想信念之正义者”的满足体验。 这是网络执法与网络暴力的来源，非常反映现实问题，让本作的现实指向性再次提升，也落在了“主播调集公众执法热情为己用”的具体内容之上，既表现社会环境本身的问题，让其形成对片中人物的潜在压制，也强调了主播对其的妥协、利用，甚至是助长，从而在心境与思想上更深度地“反英雄之恶堕”。 并且，它也将医生放在了非强者的定位之上，而真正的“强者恶人”则是将他与母子强行划分“强弱者，正反面”，以外在定义形成压迫的大环境，即公众舆论，以及掌握资源、引导媒体、进而左右舆论的权力者，是剧集开头公开出现于对外采访报道，结尾却隐去身形、转为医生接受采访的政治家，由情节再现的主题层面渐进所引出。 但是，作品又迅速反转了它，给出了“主播收钱”的真相，由此让主播本人甚至成为了深重现实的组成部分，完成了单集架构中的最终升级。作品没有否定主播的说法，由此确立它的客观有效性，女主角的批驳只针对主播个人的心境与思想，“这不是你的最重要理由”，处理得准确而细致。 对于套路化单元剧走向的打破，是反转，还是主题的同向深化，让媒体环境的“服务于台本”变得更加合理起来，因为社会环境是绝难改变的，无需勉强为之，也可能也算是本剧对单元剧为主的当代日剧的一种借用与嘲讽。 当然，我们都知道这套“反英雄”的打法。主播更深度地融入了现实面，更严重地让步了理想坚守，换取的便是“服从、掌握、运用现实规则，反过来以暴易暴”的条件。其拿到钱的目的不外乎“交给孩子母亲”，随后的每集中也会继续这种与反面高位者的勾连，换取资源或赢得信任，以实现后续的更本质战果。 但以单集维度而言，这还是形成了对“正面化升级结果”的再次打破，也是对常规程度的“反英雄”人物塑造模式的打破，并没有在单集结尾给出明确的定性，展示主人公的“运用现实规则，实现结果而言的公平正义”，而是让主播只是暧昧微笑，对理想主义的女主角发出对立的挑衅。 这完成了现实程度的最终一次升级，将剧集正面人物作为“反英雄”的状态都模糊处理了，在表面上看似乎彻底地成为了“非英雄”，也连带出了人物塑造的环节。它给出了主角心境与背景的谜题，比惯常反英雄人物更加深度地妥协于现实，势必带有更深度的理想挫败经历，且由其女儿的“大骗子”所定性。“大骗子”此前相关于媒体层面，是女主角理想主义“追求绝对真相”的反面，随后反转为“达到现实结果之揭露真相”的必要手段，再反转为结尾处的“纯粹骗子”，让主角为了一己之私、而非正义，去编造谎言，再由女儿的不屑而外延到了主播个人生活、其背后广泛社会的层面，加深了后者，也点明了前者的谜题属性。 随着剧集的展开，主播与女主角显然会完成双向的教育与改变，从现实深重的融入者“负面”与绝对理想主义者的“正面”的对决开始，后者逐步地碰壁、看到前者的手段可行性与必要性，意识到前者在“术”的手段上的合理，将之逐渐应用于自己的真相追查之中，对媒体行业与社会环境的认知也逐渐加深，前者则逐渐感受到后者的理想之光，拯救了自己深陷于现实泥潭的“恶堕”。 在本作的第一集中，主播的黑暗度算是可以，也与媒体层面进行了一定的具体结合，而不只是理念层面的宏观塑造。他站在新闻记者的立场之上，认为电视台的根基是新闻报道，追求真相，而娱乐节目----娱乐即是对现实的美好化包装----则是不必要的部分。但是，在追查事件的过程中，他反而用到了“虚假娱乐节目取材，网络论坛引爆大众热度，获得证人线索”的手段，浅层而言是对娱乐节目的利用，深层则是对当下公众现状、社会生态的把握，知道大众都热衷于娱乐、八卦，而非严肃真实的新闻报道。 这是“术”与手段上的妥协于现实，也关联到了思想层面，并不想要彻底改变娱乐化的现实思潮，反而会去放大、助长它以利用之，哪怕这会影响新闻报道的生态地位，也对应着“编造假节目”的谎言，站在了“追求真相”理念的反面，在主题表意上又将媒体与社会结合在了一起。 与之相对的是，女主角深陷在“被要求制作娱乐节目”的现状环境之中，哪怕是严肃的报道也会被迅速挖掘出娱乐爆点、展开综艺特辑，她实际上会妥协地去配合，也暗示了理想主义的不可行，寄托在拒绝娱乐的主播身上，却随着“编造假综艺节目”到“配合政治家”的两个阶段，承受了“媒体行业之手段”与“媒体与社会之环境”的两次打击，对其寄托的理念践行被打破。 在大部分的同类题材中，反英雄对理想者的教育是常态内容，反英雄自身的“黑暗恶堕之扭转”却往往不够力，因为剧作者往往难以拿捏尺度，如果反英雄的黑暗度过高、现实困境过重，就会让他变成彻底的“非英雄”，且难以合理地正面转向、迎来拯救，反之则不足以成为“反英雄”，因此往往给出极度妥协的结果，将反英雄塑造成了普通的“英雄”，剧集越进展，对其内里背景、个人塑造的触及越展开，其黑暗度的轻量化也就越明显，反英雄的形象也就不复存在，没有了心境与思想上的“黑”，只是手段暴力、逾越规则了一点而已。 本集开了一个好头，但接下来才是更严峻的任务。它给出了反英雄在“术”手段上的黑暗度，也一定程度上带到了心境、思想、理念，更根本、深度的部分。随着剧集的展开，后者会随着人物背景的解密，逐渐成为主体内容，做直接叙述，而这才是大部分同类题材的普遍缺陷点，往往带来整个剧集的崩盘，高开低走，落点难以匹配起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