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尼克松

陈冠希应当感谢理查德·尼克松，正是由于后者的存在，这个三流明星的风流韵事才能被冠以一个无比响亮的名号。不过，大卫·福斯特显然要比他幸运许多。1977年，年轻的大卫·福斯特正在寻求事业的转机：他在伦敦和澳大利亚的电视节目享有广泛的受众，但他从来没能拥有纽约“Sardi`s”餐厅的一张餐桌。更重要的是，福斯特并没有真正被接纳为“上流社会”的一员，尽管这种差距只是咫尺之间。上帝给了他一个机会，那就是即将谢幕的理查德·尼克松。大卫·福斯特不会放过这个机会。但巨人的肩膀不是那么好踩的，一切都比预料中的更为艰难。尼克松瞧不起眼前的这个对手，福斯特对他来说不过是个初出茅庐的小丑，他嘲讽他女子气的意大利产皮鞋，嘲讽他和酷奇小姐的“婚前性行为”，还嘲讽他不知所措中的故作镇定，而他的这些嘲讽几乎彻底摧毁了对手苦苦建立起来的脆弱自信。在最后一个回合到来之前，福斯特和他的团队以0：11惨败与尼克松。这似乎是一场毫无悬念的战争，失败的一方将会身败名裂且永无翻身之日。理查德·尼克松从不会怜悯自己的敌人，这是他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登上权利巅峰的秘诀。但是面对这个英俊的年轻人，他却产生了一丝迟疑。在胜利前夜的庆功宴上，在所有的人踌躇满志的时候，他却显得那么忧虑，而这种忧虑同大卫·福斯特也许并没有多少联系，他的忧虑更可能来源于同自己灵魂的对话。当那个赔上全部身家的红眼赌徒即将崩溃之际，命运的天平倾斜了过来。尼克松给福斯特打来了一个电话，这个以“干酪汉堡”开场的电话改变了一切。尼克松的智囊团肯定没有料想到这种变故，因为它来得全无征兆。尼克松和福斯特这两个看似天壤之别的人，他们怎么可能会有这种惺惺相惜？然而尼克松却对这个素昧平生的人敞露了心扉，这并不全来自于酒精的力量：也许是尼克松在福斯特身上看见了另一个自己，两人都曾经人微言轻，都曾经在攀登社会阶梯的起跑线上大大落后于别人，都曾受到名门望族的冷落，都曾经苦苦奋斗却无人喝彩，即使身居高位依然挥之不去心中隐隐的自卑。他知道这场战争的残酷，更加能够料想失败者的孤寂，他打电话来也许并不是想让对手放手一搏，但在客观上，他却起到了这个效果。因为这次大战之前的谈话，结局被牢牢锁定了，“妨碍司法、水门的掩饰行动、同前任竞选助手的纠葛”等等都变得不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理查德·尼克松愿意敞露心扉了，即使智囊团提醒他：“未经筹划的袒露心声会招致毁灭性的后果”，即使面前的对手无非是个想借自己上位的追名逐利者。老人已经在自我拷问中挣扎了很久，不情愿再躲在智囊团的背后“继续否认一切”。采访结束，尼克松疲惫地钻进自己的汽车，他的政治生涯结束了，他不无留恋地离开了一个不属于他的时代。福斯特侥幸赢得了战争，尼克松选择败在了他的脚下，或许他只是在正确的时间出现在了落寞的巨人面前，而尼克松又恰巧迷上了他的个人魅力，但这样的解释未免显得苍白无力。或许有另一种解释。或许：那一场关于“干酪汉堡”谈话根本子虚乌有，它只是濒临崩溃的Talk show host的疯狂臆想，而最后的成功不过是福斯特先抑后扬的战略胜利，而尼克松本人全然不了解这一切。或许：理查德·尼克松得了可怕的健忘症，事后根本想不起自己“酒后吐真言”的真实内容，所以才有影片最后一刻的迷惘：他拿着那双福斯特送给他的意大利产皮鞋，长久地矗立海边。他在猜度福斯特告诉他的“干酪汉堡”到底是什么意思，绝对不仅仅同自己的“夏威夷汉堡”有显而易见的区别而已······然后他陷入了自责，后悔自己在最后一刻做回了一个真实的男人。而福斯特的世界则是另一番景象，他的肖像刊登在《时代》和《新闻周刊》的封面上，他也得到了自己梦寐以求的“Sardi`s”餐厅的一张餐桌，新的世界向他打开了入口。胜利者的姿态都是大同小异的，失败者则有各有各的黯然。昨天被宣判无期徒刑的田文华肯定不会让人联想起1977年的尼克松，尽管他们都被迫要在一个民族面前认罪。但她年轻时也未尝不是个上帝垂青的福斯特，又有谁能知道她面前曾倒下了怎样一个尼克松。当所有的往事随时光散去，留下得是一个个彳亍在黑暗荒原中的落寞身影········这个世界满是故事一将功成万骨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