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高粱

莫言的原著中女主角的名字叫“戴凤莲”，赵冬苓老师把人物名字改了一个字，有画龙点睛之效。九儿就是酒儿，她已经不再是一个具象的人，而是存在于整个高密的一种灵性，从红彤彤的高粱流淌成三十里红的沉香。这是柏格森所谓的“生命之流”，剧中所有的符号:三十里的高粱地、酒的气息、火中涅槃，应对她一袭红衣，都有着绵延的意义。这种绵延是一种生成和创造中的生命状态，柏格森将之称作“精神”。“高粱酒，它是活的，它是生灵。它出了锅，还在继续活。你把它装坛子里，窖起来，它在坛子里继续熟，继续长，一直能长到十成金。那样的酒，才是世界上最美的酒，酿出那样酒的高粱，才算是咱高密最红的红高粱。”在罗汉这段高度象征意义的台词里，酒能自己生长，它在生命之流的顺行中紧缩、凝聚、产生出生物性活力，这种生命的力量来源于天地间的循环，“你看这酿酒。高粱下到锅里，蒸熟、发酵、大火猛烧，酒气被蒸出来，变成了酒。你觉得它不是高粱了吧？可是这酒糟喂了牲口，变成了粪，上到地里，又长出高粱。”酒作为生命之流，绵延在高密的土地上，化作一代又一代人的野性，它富有创造性的活力，是可自由释放的力量。在尼采那里，这种野性是“酒神精神”，是生命意志，是一种被崇拜的力量，单家供奉的酒神是它图腾化的形式，“打今天起，每天上工以前要沐浴净身。这酒是有灵性的，人干净，酒才能醇。”在这片土地上，每个人都会折服于这种生命意志。在罗汉离开的时候，九儿打破女人不能上烧锅的禁忌，实际上成为酒神的化身——在最后那场慷慨赴死的戏里，她在无数坛三十里红的爆炸中涅槃，让这种生命力量达到顶点。剧中的每个人物都有一股野性，他们的性格从始至终都没有任何的变化，从桀骜不驯的县长到一身荷尔蒙和匪气交加的余占鳌，再到两条辫子高高竖起，象征着生殖器的的豆官和琪官，三代人身上延续着这种野性的力量。这都是生命之流的一部分，而九儿则是共相，她是生命之流本身。倘若抽离了它，九儿便只是乱世中玲珑的女子，处在父权（县长）和夫权（余占鳌威慑）庇护下的女子，而她最终用牺牲成全了父权社会的延续。所以这绝对不是女性主义的作品。 因此，主宰这种“生命之流”的是男性的视野，剧中最懂九儿的，其实是罗汉，他知道九儿落到井里也能爬出来，落到土匪窝也能自救，知道大少奶奶绝对斗不过她。九儿是抽象意义的“三十里红”，罗汉在欣赏之余，不免也有一种敬畏之心——没人能改造她，她却能改造任何人。在这个意义上说，九儿和酒儿，二少奶奶和三十里红是一样的，她身上的真善美，其实都是生命意志的产物。它根源于直觉（柏格森）、领悟（怀特海）以及精神（奥伊肯），是非物质的，也是不能度量的存在。和莫言的原著相比，剧中多了两个主要人物，一个是于荣光扮演的朱县长，一个是秦海璐扮演的嫂子——官与家，两者构成封建宗法的结构，戴老三的家长权威（虽然是沦丧的）随着九儿的过门转到大少奶奶身上，从而开始建构家庭内部冲突。她与县长错综复杂的关系构成社会冲突，与余占鳌和张俊杰构成感情冲突。就最终完成的效果来看，这两个增加的人物都没有任何突兀之感，而且强化和扩充了文本中的结构，是创作者的视野和技巧性的直观显现。唯一突兀的角色是灵儿，她完全是一个为剧情而随手拿放的功能性人物，但在整个故事结构中，它仍然可以自圆其说。每一集都有起承转合，都有起始渐进和高潮，对细部的考究和对风土人情的考据，可见赵冬菱的深厚功力。整部剧在60集的文本里没有松散的部分，每一集都有极大的叙事密度，可谓是剧力澎湃，角色与演员相得益彰。她们自身的特点与剧中人物的性格极度吻合，让这种生命之流的呈现，达到了最和谐的效果。野合的一场戏用多机位和大全景展示，拍得极其诗意。这是整部剧的基调，在莫言和张艺谋那里，凸显的是一群大老爷们祭酒神时的荷尔蒙的力量，那一个个光头象征的勃起的力量。但在这部剧中，余占鳌轴心的地位被九儿取代，但这个人物身上有着两面性——处理日常事务的高度理性和对待感情的高度非理性，野合作为一个情节点，有着生命之流共振的力量。这是一种非理性的力量，存在于一个扛活的轿夫，而不是饱读诗书的少爷身上。生命哲学家肯定生命的精神性，却不肯定生命的思想性，在他们眼里，思想只是属于人生命的一种特殊的形式，于是，知识构成了野性的反面，张俊杰呈现的迂腐和高密人的形态格格不入，这意味着他必然地要与九儿擦肩而过，与此同时，九儿在余占鳌身上（一直到落草）渐渐找到更多的认同，这是一种生命之流自身的吸引力。张俊杰是剧中最理性的一个人，后来成为了共产党，成为完成统战的最重要的角色，这在很大意义上是意识形态的无奈之举。在这个文本里，他是一个很“职业”的形象，也是最缺乏野性的一个形象。这正如柏格森所说的：“理智没有能力处理活的、创造性的、自由的东西，它们只能是直观的对象。”剧中建构起一个白道（朱豪三）、黑道（余占鳌、黑眼、花脖子）、流氓（戴大牙、钱玉郎）、地主（单家和张家）、百姓（四奎娘）等为结构的男性主导的社会体系。九儿立足于这种是非杂陈的乱世，很大程度上在于她巧用黑白道上的潜规则——倘若仅把她看做一个人的话。这个地上秩序和地下秩序也分别象征着父权和夫权。若说这是生命之流，它最终还是流入男性权力的结构中，在单家烧锅，最后被供为酒神的是作为男性的罗汉。而花脖子、钱玉郎、恋儿等人则是“生命之流”的逆行，结果是扩张、松弛、堕落，他们都付出了死亡的代价。剧中九儿慷慨赴死之前，用歌声引开敌人，那种高度穿透力性“绵延”诉说着生命的意义，她的死不应被看做是纯粹意义上的牺牲，而应该是回归大地，回归那片象征生命力的高粱地。这是一种生命的循环，归于土地，再重新长成。她的死也保全了男性社会的中坚力量——余占鳌、张俊杰和作为儿子的豆官（在这个过程中她的女儿琪官也牺牲了），匪帮和警备队退往根据地，延续着父权社会的结构。夫为妻纲的情形，是一直贯彻在电影中的，大少奶奶陪罗汉殉情，孙大脚陪朱豪三赴死，女人虽然有豪气，到头也只是男性身旁的一个华丽的陪葬物罢了。说到底，红高粱讲的是生命之流，围绕着一个女人，讲述了一个男权社会的故事。在这个故事的深层，九儿叹息：“我没办法，这都是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