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帅

作者：南方周末记者 石岩三年前，导演张黎身陷一个宏大项目的泥沼：以100集的篇幅拍摄二战时的亚洲战区。“找了很多人，网络写手、军迷、二战发烧友都试过”，但到了2013年，剧本还没写出来，那意味着肯定赶不上两年后的“七十周年”了。这时，资深文化官员、影视界的“金牌策划”张和平建议他拍张学良。张和平和张学良的侄女张闾蘅很熟，而张闾蘅掌握着“少帅”题材的家属授权。最初，张黎并不看好“少帅”这个题材：“他带着一种败相。”剧本是江奇涛写的。此前两人合作的《人间正道是沧桑》曾获庙堂和民间的一片喝彩。“读完本子，我发现这个人还是可做的。他符合创作规律：始终处于困境，最后一困就是50年。”张黎要把《少帅》拍成一个另类生命的生长史。在唐德刚版《张学良口述历史》中，少帅自己说：“从21岁到36岁，这就是我的生命。”仅以这15年计算，张学良亲历的历史事件已构成一条急剧压缩的时空隧道：第一次直奉大战、第二次直奉大战、奉军入关、皇姑屯事件、东北易帜、中东路事件、九一八事变、西安事变……1928年6月3日，张学良生日当天，其父张作霖去世。27岁的少帅成为国中实权人物争夺的对象。最终蒋介石更胜一筹。台湾历史学者张德瑞在著作《山河动》中记述，张群、吴铁城作为蒋介石的代表赴东北与少帅谈判时携有巨款，如不够可随时从中国银行提款。为拉拢张学良，蒋的心腹张群曾花21个通宵陪张学良打麻将，并在麻将桌上有意“放水”，博其欢颜。28岁，张学良出任中华民国海陆空军副总司令，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晚年，张学良告诉历史学家唐德刚，那时到“中央”开会，自己尽做打油诗：“少活三十年，座位下三排；没前我不怕，屁味实难闻！”按照蒋介石的规矩，座次根据年龄安排，六十几岁的坐头一排，张学良坐最后。“你想想现在二十多岁的男孩，还撒娇吃奶呢。现在的富二代、官二代，跟张学良没法比。不是钱没法比，是位置和担当的责任没法比。中华民国海陆空军副总司令，授上将衔。蒋介石是上将，他也是上将。他二十岁在东北剿匪，见过了生死。现在的‘官二代’开开汽车行，能开飞机吗？他当时开飞机可不是玩，他是送航邮。”张黎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张学良是孙中山《建国方略》和《建国大纲》的推崇者。张友坤、钱进、李学群编著的《张学良年谱》曾统计过张学良治下东北现代化建设的10个中国第一，“张学良驾驶飞机从沈阳到营口送邮件，开中国民航之始”是其中之一。此外的“第一”还包括：东北农业公司和东北军兴安屯垦区，开中国使用农业机械之先河；东北自建自营铁路历程居全国之冠；东北无线电总台首开中国与欧美各国国际通信网络；张学良兴办现代教育的私人捐款居全国首位；张学良支持刘长春参加第十届奥运会；奉天体育场是中国第一座现代化体育场……麻将桌旁分权力，“这比京戏好看”按照《张学良年谱》的记载，19岁前，张学良的“信史”只有寥寥几件：母亲赵春桂临盆时，响马张作霖正跟对手海沙子以同时拔枪互射的方式决斗。张作霖获胜后，听到长子出生的消息，所以张学良最初的小名叫“双喜”。算命先生说双喜与父亲是“今生父子，前世冤家”，张学良和姐姐张首芳、弟弟张学铭一直与其父隔离开，与其母赵桂芳生活在一起。8岁，张学良经父亲做主与于凤至结下娃娃亲。12岁，赵桂芳去世，张学良回到父亲身边，16岁与于凤至完婚，随后进入东三省陆军讲武堂，19岁从讲武堂毕业。在这一系列“信史”开始前，《少帅》演了足足两集。开场是母亲过世，姐弟三人投奔父亲。夹风带雪，三个少年偷偷打量张家大院的一切，极像林黛玉进贾府。学铭带了一只狗，五妈妈的狗欺生，把学铭的狗咬死了。学良指使堂弟把五妈妈的狗毒死，扒下狗皮放到皮货店里去卖。那一年，张作霖当上了北洋陆军二十七师中将师长。新官上任，张作霖杀了违反军纪的小舅子立威。少年张学良看着父亲在麻将桌旁分配权力。老奉系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被江奇涛和张黎简化为张作霖和他身边的“八大金刚”——兽医出身的张作霖、泥瓦匠出身的张作相、“扛小活”出身的汤玉麟、衙役出身的冯德麟、马贩子出身的孙烈臣……这些人在清末起于草莽，民初进入庙堂。身份转换中，权力的分配是重中之重，“张小个子”游刃有余，窗外偷窥的儿子兴奋地告诉发小：这比京戏好看！窗内，张作霖企图通过权力分配完成人生的升级换代，他出身草莽，却想在东北建立起文官统治，为此他力排众议，起用东三省的大才子王永江出任高级顾问和警察厅厅长。王永江查封汤玉麟开办的赌场时，与张作霖的把兄弟汤玉麟发生冲突，张作霖站在王永江一边。当然，即便文官的架子搭起来，掌握实权的仍然是军人，直至张作霖死后，这种状况并无太大改变。学者卲建国在《北伐时期的中日关系研究》一书中写道：“东三省政府自张作霖时代以来，就是‘军绅政府’，即政府的基础是军人和绅士的联合，但实际上东三省的‘行政机构从上到下全部是军人领导绅士’，这使在省议会、商会、农会等部门里集结的‘绅士’阶层对军人的专横极为不满。”对于转型期的复杂，编剧江奇涛有深刻的洞察，剧中有句台词：“多年之后，少帅才明白，世界之新旧也不完全在一道坎上。”但在当年，少帅显然认为，新旧之间应该判若黑白。他不满父亲在他8岁时为他定下的婚事，不想子承父业，企图在奉天基督教青年会干事的帮助下去美国学医。“他对父权是有一点点反抗的，他逃不脱所有男孩青春期的叛逆，但是他的青春期非常短暂，还没有过完就要直面人生了。”张黎说。电视剧《少帅》这样表现张学良的成人礼：在表嫂对他完成性启蒙的那个清晨，张学良从梦中惊醒，想起来那天是姐姐首芳的大婚。赶去参加婚礼的路上，爆炸声传来，关东军策动宗社党，在那天暗杀张作霖。躲过一劫的张作霖准时出现在婚礼现场，气定神闲。几集之后，张学良的婚礼，各方道贺。关东军的代表邀请张学良完婚后去日本上军校，段祺瑞的代表邀请张学良去读保定军校——其用意大约与苏联人邀请蒋经国到苏联学习类似，张作霖一概回绝，让儿子进了东北讲武堂。剧中，少帅一再引用1924年孙中山与张氏父子会面时说过的话：“东北不容易，身处红白两大帝国之间。”张作霖对红色帝国有更多的警惕。他与日本人互动颇多，但对苏俄采取决不让步的姿态。据《张学良年谱》，1925年5月7日，俄大使喀拉罕借口洮昂路侵害中东路权，拒绝与中国谈判。张作霖答复：“吾在领土内筑路屯垦，殊无外人置喙余地。俄人素以平等鸣于世，今乃出此有悖国际公法之行为，吾人自不无遗憾。吾头可断，对俄此等要求，必不让步。”“当时很多东北人不恨小鼻子，恨大鼻子，祖祖辈辈被大鼻子杀怕了。长春为什么叫新京？甚至到1944年、1945年，日本人在东南亚节节失败时，在它本土有个说法：宁愿放弃东京，也不放弃满洲。”张黎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在大鼻子和小鼻子的环伺之下，张作霖知道自己的活不好干。电视剧以诙谐的手法表现了乱世之中权力的脆弱根基：出任奉天督军和出任北洋政府陆海军大元帅时，张作霖两次照相，每次按下快门，总有前来议事的人打断。常服、军服、礼服一身身地换，“大帅”神色仓皇，甚至有些沐猴而冠。但一旦执掌帅印，这位前兽医、前响马确实做到了大节无亏。“‘重大办’审查的时候，大部分学者也做出了非常客观的评价：在张作霖手里，东北没有出卖过一寸土地。”张黎告诉南方周末记者。1925年，奉军高级将领郭松龄兵变，关东军曾以承认“二十一条”为出兵的条件援助张作霖，张作霖口头与日本缔结密约。兵变平定，关东军找他“结账”，他“一直推脱到死”。这段戏最后删了”。1928年，二次北伐的兵锋所指，张作霖的安国军政府无力招架。学者邵建国考证，日本急于在张作霖败退出北京前，与其签下由“满铁”在东北兴建满铁支线的合同，不惜在济南制造“五三事件”和济南惨案，以阻挡蒋介石北上。张作霖在“五路合同”上仍和日本人耍“拖”“缓”之计。皇姑屯一声炮响，“五路合同”成泡影，日本人拿到的最后一份合约上，张作霖盖的是私章。这个情节在剧中保留，只不过“私章”被“阅”字取代。《少帅》里的张学良和他的时代电视剧《少帅》表现张学良的成人礼：在表嫂（图中，柳岩饰）对他完成性启蒙的那个清晨，他从梦中惊醒，赶去参加姐姐首芳的婚礼。那天刚躲过暗杀的张作霖准时出现在婚礼现场，气定神闲。 （图源网络）“战争的胜负，只能说是上帝的眷顾”血流成河的第一第二次直奉战争，在《少帅》里各占一集。张黎知道，按照正统史学，军阀混战是不义之战，不便过多展开。第二次直奉大战，奉军大获全胜，张学良手下的团长告诉他：我逮到的俘虏，不要说拿枪，光拿嘴巴子就能把我的兵吃掉！在山海关，张学良和张作相坐着士兵手摇的小火车看大战之后的战场，死尸枕藉。他捂起少帅的眼睛：你不要看！21岁的张学良从此知道，“战争的胜负，只能说是上帝的眷顾”，而内战几乎毫无意义。几年后，北伐军打到河南，张学良退走时给敌军指挥官留信：我们剩下好多粮食，我知道粮食不能让敌人得去，要放把火烧的，但是老百姓没粮食吃，你们拿去赈济老百姓；黄河铁桥按说我应该炸，我毁了你们一时修不上的，但我没炸，那桥梁是国家的。不管义与不义，内战确是张学良作为军人最初和最重要的历练。通过第一、第二次直奉战争，新一代奉军崛起，一派大多出身于日本陆军学校，代表人物是杨宇霆；另一派出身于本土的保定陆军大学校，代表人物是郭松龄。“杨宇霆那一派，掌握了新的国际政治、地缘政治的观念和一些新的战法。‘陆大派’能跟士兵同吃同住，郭松龄整军有一套，打仗就靠这个。”与士兵的亲密关系，是郭松龄带给张学良的印记。剧中，郭松龄有一个戏剧化的出场。张作霖极重视长子的教育，希望他可以当文官，为此延请了一位又一位先生。但张学良是一匹野马，私塾先生罩不住。先生布置的题目是《民主国之害甚于君主》，张学良写：说这话的人是坐井观天。先生被气走。张作霖只得把张学良带到司令部，哪位下属闲着，就充任儿子的临时老师。“陆大研究生”毕业的郭松龄到奉天谋职，张作霖委派给他的一个任务就是给张学良当半天的临时老师。这是小说家言。张学良和郭松龄的真正交往始自东三省讲武学堂。郭松龄是讲武堂的战术教官，而张学良则是次次考试名列第一的学生。郭松龄善于治军。“民初奉系军队教育败坏，至于极点，因此战斗力低落，经过郭松龄的整军，凡是训练成绩不良，或是不懂教育的军官，无论其阶级是团长或旅长，一律撤职，东北军自此便逐渐强大。”学者张德瑞在研究国民政府军队战斗力的著作《山河动》中写道。对于张作霖，郭松龄是可用之才；对于张学良，郭茂宸是老师也是兄长。《张学良口述历史》记述，张作霖曾骂儿子：“你除了老婆不跟郭茂宸去睡之外，吃一个水果，你都要给他一块。”郭松龄和张学良的师生二人组在第一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屡建奇功，却得不到与之相匹配的分封。郭松龄心怀不满。在奉军应入关打仗还是退守关外建设东北的问题上，郭松龄跟张作霖亦有分歧。1925年11月，郭松龄与冯玉祥暗地结盟，举兵反奉，并发表通电请张作霖下野，张学良接任。张学良旋即接到奉天发来的电报，起首是“汉卿先生阁下”：军队公举你做东三省总司令和奉天省长，请速来接事。落款张作霖、王永江。这是张学良人生中最艰难的选择题之一，他选择了父亲。但郭松龄的兵锋所向，张氏父子一度毫无招架之力。张作霖做了下野的准备，在给东三省法团负责人开会时，他说：政治好像演戏，郭鬼子嫌我唱得不好听，让他们上台唱几出，我们到台下去听听，左右是一家人，何苦兵戎相见——这样的手段，在马帮老炮中间尚可转圜，在新与旧的主义之争中，却再无施展可能。最终，奉军在关东军的帮助下，打溃郭松龄。郭松龄和妻子韩淑秀曝尸三日。晚年在唐德刚做口述史时，张学良说，父亲的死和郭松龄反奉是他一生最难过的两件事。兵谏相当于“擦灯泡”张氏父子在五卅运动中曾有出彩一笔。正史多强调，运动初期，张氏父子曾人云亦云发爱国通电、捐款；在民众抗议危及天津秩序时，奉系军阀李景林毫不手软地镇压；奉系以维持秩序之名，进军沪上。带兵进入沪上的正是“玉面少帅”张学良。1925年6月，东北陆军教导队进入上海。“教导队”是奉系中坚，全队队员都是东三省著名军官的子弟且本人也是军中长官。4700人全通英语，臂上黄色方章写“为国保民，和平处事”。剧中，张学良与英美领事侃侃而谈。但英国巡捕曾向抗议的中国人开枪，和英国领事交谈时，张学良坚持用中文。在五卅运动中，张学良捐款2000元，张作霖捐款2万元，李景林也曾捐款3000元，接济上海工人。张氏父子，一个在台前，一个在幕后，在一场席卷全国的民众运动中，收放自如。此前，张作霖早已有意栽培“前世是冤家”的长子。《张学良年谱》记载，张学良自军校毕业后，父亲逐渐对他委以重任，剿匪、与北京政府之间的上传下达、迎来送往。而五卅运动，带兵进入上海，是少帅在国际社会的首次正式亮相。两年后，张氏父子再次出现在国际社会的聚光灯下，是张作霖杀了李大钊。李大钊之死，《少帅》一剧并未实写，仅以张学良对父亲的谴责一笔带过。一笔带过的还有中东路事件，电视剧突出的重点是蒋介石的出尔反尔。蒋鼓动张学良出兵反苏，事后不援助、不善后。《少帅》似乎在暗示中东路事件和“九一八”的某种顺承关系。“现在还在争，‘不抵抗’应该怪蒋介石还是张学良，其实谁也不怪，只怪当时国力太弱。”张黎说。《张学良口述历史》和《张学良年谱》则强调，九一八之后，张学良并非无所作为：辽吉失陷后，他改组了锦县、通化、宾县、依兰、龙江、黑河等地的抗日政权，与日军和汉奸策动的傀儡政权对峙1年零47天。1931年到1933年，张学良领导东北军进行了12次重要战役。其间，张学良处决了担任伪职的堂弟张学成。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曾提议，由日本人出面清理张学良的家产，用火车运到北京正阳门外，张学良大怒：你这是在羞辱我，我是地方长官，我决不拿自己的东西，要还，你把东三省还给中国。热河失守后，张学良一度放下军权。“宋子文、蒋先生和我三个人在一起说话，蒋先生说：这个船不能载三个人，总得有一个先跳下去。我说，要跳下去，那我先跳。”晚年，张学良在他的口述中讲道。那时，东北军是张学良的包袱，背着是羞愧，放下又不忍。在张黎看来，真正把张学良和东北军割裂开来的是西安事变。张学良自谓一生只有两个长官:张作霖、蒋介石。张作霖去世8年后，35岁的张学良对自己唯一的长官蒋介石实行兵谏，后又亲自把蒋送回南京。别人问他：为什么你要自己来送，张学良说：所谓首领，就是个泥菩萨，我把那泥菩萨扳倒了，那我至少得把泥菩萨扶起来。晚年与唐德刚“口述历史”，张学良把兵谏之举比做“擦灯泡”：“好像灯泡，我暂时把它关一下，我给它擦一擦，我再给它开开，让它更亮。”这自然不是枭雄的思维。张学良其实更像一个历史的顽童，但历史确因这个顽童而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