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小的我

本篇末尾有更新：体面的演员易烊千玺与体面的全女班底 一次关于“被看见”与“被理解”的深度凝视 全文约5400字，阅读约需25分钟。不搞内娱，纯路人视角观察和解析。 这个年轻人 将捍卫这一代华语青年演员的尊严 ——发布于东京国际电影节放映后 在东京看了《小小的我》。这场没有主创团队，于是没有周身粉丝的骚动，反而促成了一次全情投入的观影体验， 早在媒体宣传中，得知易烊千玺在影片中扮演一位20岁左右的脑性瘫痪者。我的担心多过期待。毕竟过往的国内影视剧里头，饰演特殊群体的演员不少，往往对特殊群体的刻画流于表面，以呆滞的表情和异样的肢体来代表“特殊”。那些演员均年长于易烊千玺。 担心自然多余。这是一位体面的青年演员呈上的一部体面的影片。我依然无法从中窥探他演技的上限，这种未知令人一阵颤栗——也只是触及到了这座孤山的一角——自然令人欣慰。 影片在国内尚未上映，既然不方便剧透，那聊聊其他。 - 我对四字的过往了解不深，只知道他出身草根，自幼随父母北漂。多年前我在剧组待过一阵子，闲暇时观察剧组的人，包括四字。那会儿他还是小小少年，终日眉头紧锁，带着少年不该有的沉思和紧张，也许是心中的弦不敢松懈。小小少年的烦恼，多年后我才知晓，他正面临一场人生的抉择：决定留下来，继续往前走，做个名副其实的演员，还是体面退场（他甚至想到了学习美术专业作为退路）。相比其他两位前路明朗的同行，他的未来显得晦暗不明。 好在，他在这场博弈中选择坚持，而后一骑绝尘。得以在今日，观看一部又一部他的主演佳作。再一次令人欣慰。 - 我鄙夷流量，四字是我少数瞧得上的流量演员，甚至认为用“流量”二字定义他稍显轻浮，可谁让他拥有那么多拥趸呢。 如果看穿流量背后的虚假与空洞，便会知道流量明星的诞生是一场没有灵魂的造星运动，精致的包装、大差不差的宣传策略，仿佛一批又一批提线木偶被精心雕琢，少了真诚的情感与真实的自我。 但在这一片毫无生气的流量浪潮中，四字似乎是个例外。即便他也拥有庞大的粉丝群体，甚至常被贴上“流量”的标签，却能在他身上看到一种真正属于演员的自觉与深度，这让他从“流量”的定义中脱身而出，自成一派。 - 观影时，我一度开始思索他存在于内娱的意义。也许是捍卫？捍卫这个平庸的流量时代里，作为华语青年演员的尊严。连同他对剧本的选择，也在无声地支持，支持华语电影的多样性。 我看许多人说四字是天才，极具天赋。可是他的表演绝非“天才”二字可以概括。用“天赋”去简单归结他的演技，是一种对他努力的忽视与抹杀。 不如说，天赋只是他进入“艺术窄门”的一把钥匙，而真正通往“窄门”的道路，崎岖深幽，艰苦卓绝，绝非凭天赋便能一路坦途，而是要以持续不断的努力去开辟。只有在不懈的追求中，经历打磨与考验，才能逐步接近那条狭窄之道的奥义。 显然他正在接近奥义。且在这条道路上，他将自身的存在打磨成一种新的高度与意义。 那么祝他畅快淋漓，也希望他早日摆脱流量标签，到那时，他一定拥有更丰富的自由和选择。 11月3日 于东京 体面的易烊千玺与全女班底 一次关于“被看见”与“被理解”的深度凝视 ——发布于国内首映后 针对电影本身的深度解析 如果只看电影的简介，或许会把《小小的我》归类为“讲述脑性瘫痪男孩在逆境中成长”的励志电影。那我断然不会在国内上映后，又去重刷一遍。 可能得益于《小我》的全女制作班底，即监制、导演、编剧皆为女性。女性电影人更倾向关注家庭、个体及成长，擅长聚焦和解构人性。《小我》正是如此。影片没有把刘春和的残疾符号化，也没有刻意强化“热血励志”的叙事套路。拒绝煽情与卖惨，拒绝消费残障群体，以平视的视角，用自然轻快的叙事方式娓娓道来，有着独一份的体面和高尚。 我记得电影的第一幕实在震撼——手持镜头特写刘春和扭曲的脚，慢慢向上移到他腿部、五官、背影，接着他在天台写下“遗嘱”两个字，故事随之展开。导演没有站在“同情者”的角度怜悯刘春和，而是真实直观地呈现了一个在场者视角。没有被迫感动，也没有捆绑同情，在刘春和日复一日的生活片段里，我看到了一个残障青年如何直面身体的限制与心灵的渴望，在家人的呵护与社会的偏见之间寻找自我和尊严，在渴求爱与自由中找到成长的出口。 仍然得益于女性创作者的细腻和修养，影片始终保持着“温柔”而“克制”的整体基调。 以下是我的观影感受： 一、东亚家庭普遍存在的代际难题 影片中，外婆、母亲与刘春和之间久未厘清的情感纽带，是东亚家庭的一面镜子，映射出三代人在责任、愧疚和爱之间的千丝万缕。 外婆陈素群，21岁时遭遇婚姻背叛后离异，为了谋生独自远走，留下襁褓中的女儿（刘春和的母亲）。她背负着“抛弃”孩子的深重愧疚，四处奔波赚钱，险些在西藏丧命。直到女儿16岁时，才回到故乡，试图弥补母女情缘，然而为时已晚。这也成为这段复杂代际关系的起点。从女儿生下的儿子（刘春和）确诊为脑瘫后，她便承担起照料外孙的责任，成为他最重要的保护者和陪伴者。她从不缺席外孙的每一次治疗，一张张火车票记录着她无微不至的关爱。她的爱并不轻柔，是带着锋利的保护欲和对女儿深沉的愧疚。 母亲陈露则是另一个矛盾体。她的童年缺乏母爱，对自己的母亲心生怨恨且关系疏远。她不是合格的母亲，没有人教她如何做一个好母亲。因难产导致儿子脑瘫后，她深感愧疚和自责，却在教育儿子的过程中展现出近乎苛刻的严厉和控制欲。她不允许儿子报考外地大学，要求他复读，甚至在二胎女儿降生后，下意识怀疑儿子可能会伤害妹妹。这一切看似残酷，背后是她对儿子的命运的恐惧与无助。 外婆和母亲的故事反映了不少东亚母亲在“自我生存”和“母职责任”之间的拉扯。影片展现了长久积累下来的愧疚、怨恨与隔阂——母亲因为“被抛弃”而愤懑，外婆因为“抛弃了孩子”而愧疚。 此外，关于刘春和的父亲，在片中仅出现三次。其中一次，以近乎残酷和冷血的形象浮现在刘春和的回忆中。导演用最少的镜头呈现许多现实生活中的父亲角色：在面临孩子的慢性病、特殊需求时，他们习惯性地退到生活的“背景”里，也许忙于工作挣钱，但最终还是把更多的家庭照料重担压在女性身上。我想，“消失的父亲”也是发生在东亚家庭的普遍现象。 二、残障青年也有渴望爱与性的权利 在传统叙事中，残障人士的情感需求，尤其是对性的渴望，常被弱化或忽视。《小我》却大大方方呈现了刘春和的爱与性，以及因身体状况而产生的自尊心与无力感。 我喜欢在刘春和房间发生的那几场戏。雅雅对身为残障青年的刘春和在x方面的表现感到好奇，俩人发生一些身体的触碰试探，狭小的房间开始升温。也是在此刻，刘春和希望雅雅能理解他不仅仅是“只能做朋友的男孩”，而是一个“正常的20岁成年男人”。此外，刘春和还通过梦境与生理反应展现了他对x的的渴望。例如，他梦见与雅雅的亲密接触，醒来后显得迷茫和失落；清晨，因“鼓起”而尴尬地应对。这些细节不仅真实地反映了一个青春期男孩的生理与心理变化，也让观众更深刻地理解了刘春和在爱与x面前的复杂情感。 “性”在这部电影里不是噱头，而是真实地刺痛了角色的内心世界。通过这些真实且现实的描绘，赋予了刘春和充满欲望与渴望的灵魂，打破了我们对残障角色的刻板印象，也引发了我们对残障人士情感世界的深刻思考。 三、扭曲的人生，也要挺直地活着 影片开头，刘春和歪歪扭扭攀爬楼梯的步伐，是对脑性瘫痪者最直观的呈现。身体的局限影响了他的内心与性格，他最痛苦的部分是被社会与他人眼中的“残障者”标签束缚住。作为一个年轻人，他渴望自由，渴望尊严，想和其他人一样有平等的机会去生活、去爱、去远方，去被尊重。在人群中，总是能感受到他有一种淡淡的孤独感，并非来自于物理上的距离，而是来自于无法与他人真正连接的隔阂。刘春和并不需要同情，他渴望的是被当作一个完整、独立的人来看待，这是他一生最难以得到的东西；甚至连她的母亲，都无法平视他。 吞咽牛轧糖那场戏太令人心碎了。在这个20岁的夏天，刘春和努力融入外婆的乐团，跨出爱的第一步，打工赚学费，考驾照，和乐仁善地接纳新生的妹妹，给所谓的“正常人”让座……却被现实一次次重重打击。他吞咽的是满腔委屈与自我否定，表面上看是一颗颗糖卡住了他的气管；在心理层面，是他难以咽下的现实、渴望与尊严。 片尾，刘春和和外婆开车去远方，他将猫的骨灰撒在风中里，某种意义上也是他“与过去和解”的仪式——他要真正告别那只三条腿的小猫，就像告别以往总以“残缺”定义自己的人生，奔赴大学生活，和崭新的人生。当然，依然会面临偏见。 四、当代年轻女性的迷茫与探索 仅从影片呈现的故事来看（忽略演员），我觉得雅雅的人设相当好，是一个具备现代困惑与人际魅力的复杂个体。例如“全职女儿”这个设定，也是当下的经济环境里应运而生的一种“职业”。雅雅并非是个“工具人”的存在，她之所以拒绝刘春和的进一步靠近，不只是因为对方是残障人士，更是出于对“自身处境”的不自信和不确定性。影片中有交代，雅雅人类学专业毕业，“廉价粉领”，毕业即失业，正在啃老中，找不到人生的方向。她在外人面前表现得自信洒脱，实际上“无所归属”，在情感上选择“退一步”，或许是因为她担心自己尚且没有安放好的人生，无法承担对一个特殊青年的责任。 从女性观众的视角来看，雅雅其实也是一个“被看见的当代女性”。她对刘春和并非只有好奇，也包含一份互相欣赏的纯粹；但面对身体残障与社会偏见，她确实有无法跨越的犹疑。可能会有人judge雅雅“残忍”，却忘了她也正在面临生活中的迷惘、原生家庭的束缚与自我价值感的找寻。导演没有将她塑造成单一化的“女神”来拯救刘春和，而是给了她不完美的真实处境——这也是女性导演最难能可贵的一种表达，坦诚展现人物的“闪闪发光”与“犹豫脆弱”，让人物有层次、有矛盾。 五、关于易烊千玺的表演 之前的影评发出来后，有粉丝推荐我去看《扬声》的采访，里头有关于四字对表演的看法。我看了，认同他反对“真听真看真感受”，以及“我的感受不是角色的感受”的观点。 “真听真看真感受”一直以来是表演学界的“金科玉律”。是指演员完全进入角色的情境中，真切地感受角色的情绪，从而激发出看似更真实的表演。但这种方式容易导致演员的个人感受与角色混淆，甚至有时会让角色的情绪被演员的个人情绪主导，变成一种带有自我色彩的“真实”。从本质上说，这种方法容易让演员的自我意识介入角色，使得角色成为演员情绪的载体，而非独立的生命体。 四字所反对的，或许正是这种个人情感的过度介入。他认为演员的感受不等同于角色的感受，是对表演的界限的清晰认知。演员的任务不是去“感同身受”，而是去认识、理解和传达角色的情绪。角色的体验来自角色本身的背景和经历，演员作为扮演者，需要对角色进行细致的揣摩和分析后，以一种间接的、克制的方式呈现。这种方式是将演员的主观感受置于角色之后，让角色纯粹地展现出来，不被演员的个人情绪所干扰。 或许是四字使用了这种经过反复实践、深度思考、摸索并沉淀出来的高明的演法。我看不到他演技的上限，这令人不寒而栗，而后血脉偾张。 举例四字在《小我》中的呈现，他没有选择浮于表面的肢体动作、强烈失控的情绪宣泄来抢戏，而是将注意力集中在角色的内心世界，向内探索和挖掘，在角色深处向外传递角色的劲儿。观众因此不会被他的表演所分神，只会逐渐被角色的情感层层包裹，沉浸在角色的生活里。这种低调的演绎方式更贴近真实的本质，而非短暂的视觉震撼。能在表演中能达到这种境界，体现他专业素养是一方面，也能折射他对表演艺术的虔诚。 演员不是站在自我表达的角度去“演”，是以近乎谦卑的态度将自己完全交付给角色。这不仅是对观众的尊重，更是对艺术的敬畏。 所以他值得被尊重，未来也会被敬重。 六、全女班底：监制尹露女士，导演杨荔钠女士，编剧游晓颖女士 2024年看到了许多女性导演的高口碑作品，都在以犀利又柔和的视角剖析个体、女性、家庭、社会等议题。相比一些登味电影，女性导演更善于从家庭、日常、个体切入，在微观处展现宏大的人性悲喜，这种兼具个人风格与现实关怀的“女性力量”显得弥足珍贵。 《小我》也是这一趋势的延续：它关注社会中“被忽视的人群”（脑瘫、残障、以及家庭里的女性）、也打破了一些老派模式（比如绝不把男主角当作励志工具人，也不给女主角贴上“拯救者”标签）。这种多重维度的探讨深刻且真诚，它让我们看到女性创作者敏锐、丰富的情感，以及那份“不偏不倚一针见血”的叙事技巧。 从我作为女性观影者的角度来看，《小我》既有对母亲、外婆的传统形象解构，也有对“女性如何面对自我人生”的再思考。它在温暖的底色中暗藏凌厉的问题——我们是否懂得真正“看见”彼此？当一个家庭里有了特殊的孩子，当女性在代际中背负着无数重担时，我们要如何在爱与不理解、在责任与自我之间寻找平衡？ 正是因为有了女性创作者对角色的关怀与尊重，我们才有机会如此全面地触摸一个脑瘫青年的生存状态，也在“平等地注视”下，静静地思考：我们到底要用怎样的姿态去对待那些身处社会边缘的人？而当我们自己被人生困局折磨时，又能否收获那份“只把你当正常人看”的珍贵关怀？ 也许这正是女性导演能在今年的华语电影市场崭露锋芒的一大原因：她们让电影拥有一种更温暖、更有弹性的力量——也让我们看到了在伤痛与困境之上，依然能开出的希望之花。 12月27日 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