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声缘何慢半拍

评分：三星半 电影刚过半，影院里四面八方隐约响起又消失的鼾声，让我联想到夏夜瓜田里微弱的蟋蟀声。 舒适的现代影院里，柔软的沙发和黑暗环境原本目的是满足视觉体验的最大化以及沉浸感，但当故事本身缺少吸引力，电影院便成为一个不错的集体催眠场，考验生理反应。 但观众有权随时解除与电影的关系：起身离开，或者就地睡下。睡着这件事情细细想来很有趣，指向一种更本质的观看关系——人与故事的关系，在电影院这样一个黑黢黢的环境里尤其变得更具冲突性。而《歌声缘何慢半拍》的故事，需要耐心。 《歌声》讲述了年近五十的军胜刑满回乡后的种种琐碎的事件，展现他与时代的冲突。听起来，是一个具有黑色幽默底色的故事，给观众预设了期待。 军胜回来了，二十年的牢狱经历丝毫没有消磨他半点杀气，满脸褶子的他倒像是长睡初醒的轻狂少年，举手投足灵活多力，自信中充满攻击性，乡亲们慑于他曾经的恶名纷纷服软，母亲遭受的委屈痛快利落地得到解决。他只对故去的人、对老去的人、对威望之人抱有尊重，与平行于自己的人则充满了戒备。此时的军胜和土地的关系不是“慢”的关系，而是对抗关系；主人公刑满释放人员的身份拉开的认知距离，呈现出新鲜的冲突和有趣的乡土景观。电影前半段以情节抓人，偶有生动的笑点，长镜头内部暗藏戏剧性调度，几处声音与空间错位的运用充满灵气。 影片即将过半时，我们已经认识了军胜，他一身泼皮习性，骨子里却天真又深情，一个从桃花林里走出的鲁智深，但同时乡土搬演和审美堆砌问题也愈发明显，显出导演在素材选择上的意志失控——如此明显的风格化语言再往下走，就不是风格了，而是虚弱。 “又一个阿巴斯症候群患者”，电影院里隐隐的鼾声就是从这时开始响起，趟过那么多绵软的身体很不礼貌，我只好打消了出去抽根烟的念头。 多付出的这份耐心起了关键作用——这个糙莽的混蛋脱下军绿棉袄，套上了一件长款粉色毛衣，咧开大嘴操着浓浓的乡音第一次面对镜头大声喊出：“我是军胜！”这声叫喊无疑具有象征性，小镇泼皮的故事脱开了预期走向，开启了一段迷离暧昧的私人旅程。 我们生生看着这个粉红胖子在村里迷路、在河边徘徊、在林子里痴痴找寻小号声的出处、与往日恋人谈及那些已经难分真假的过往，电影前半段那些极具戏剧性的叙事线索，如讨债、二龙干架、联系狱友……传统类型电影埋设的具有暴力色彩的伏笔一个个莫名中断，和前后形成映照关系的反而是抓鸟——放鸟、说梦——做梦、鲜花——干花，白色塑料袋无声的在桃花林中飘动，影片用极具象征性和浪漫色彩的柔性元素牵出军胜内心的蛛丝马迹——与传统叙事手法不同，人物不再由外在的、横向的线性事件推动，而是内在的、纵向垂直深入进人物，却又不依赖特写、独白等套路手法直接进入，克制的距离感一直持续到影片结束。 最后我们都相信，“从良”的军胜并不是教化的结果，他还是他，踏上北京的列车时，他裤兜里一定还揣着弹弓子。军胜是复杂的，也是真实的，人物的完整性基本成立，影片并没有迷失在自以为是的形式感中，几处意象的表达支撑起了这个人物的可信度，实现了观众与这个陌生人物间的某种亲密关系。 该片的一大特点是多个“未处理”的长镜头，如同一片片生肉。这种“未处理”的处理方式，很容易和导演董性以的个人创作经历联系起来，非电影科班出身的他，在这部处女作之前都是从事纪录片拍摄，似乎长镜头的运用是纪录片创作习惯的延续。但这种说法恰恰放大了疑问：到底是对素材失去掌控后放弃的结果，还是严密坚定的主动选择？ 我认为，失控的问题是存在的。拿片中一段纪录片性质的插入镜头举例：山坡闲坐的军胜，“目睹”母羊生仔的全过程。生仔的固定镜头长达一分钟，这是一个真实捕捉的镜头，贯穿整个分娩过程。这个镜头的问题在于没有剪辑点，仅仅是等待分娩动作的完成，太像纪录片的剪辑方式，即追求现实信息的完整，但电影恰恰是要打破现实的完整才能重建。只不过湿漉漉的小羊从母体中挤出，有足够的戏剧感和象征性，容易令观众满足。 而引起争议最多的，是全片最长的一个镜头，跨越了四个连贯又较为独立的空间：游戏厅—空地—拥挤的街道—土地庙山坡，主人公分开人群漫长的行走，最终抵达却没有目的，他既不是躲避小流氓二龙的报仇，也融不进庙会熙熙攘攘的群体。这段拍摄完全是纪录式手持跟拍，直穿人群时大量路人直视镜头的“穿帮”画面造成了一种闯入现实的观感——让我想起戈达尔《筋疲力尽》——我认为这处有趣的实验并非胡来，恰恰需要强大的导演意志才能保证一刀不剪，不能用一般意义上的粗糙来评价它。真正有效的评价，基于感受作品的诚意。 缺少诚意的作品有一个特征，即企图借助认知偏差将放映变成一场抛入实验——将影像抛给观众，看看会有什么反应。反应总会有的，尤其是云山雾罩装神弄鬼，实则是给拖宕的节奏制造合理性，留出宽容的余地容纳圆滑和谄媚，乍看热闹闹、细看轻飘飘，全世界都不缺少这类“艺术电影”。 诚意建立在双向关系中，《歌声》是否充满诚意以及启发价值，也需要诚意和独立意识去识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