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正史正看有明一代战略沉浮与命运兴亡，这三部剧是一个很好的素材。
另，本文不论政治权谋，只观战略大势。只谈国家兴衰，不问朝代荣辱。
明的反复性
阅剑桥中国《明史》兴怀三首
(其一) 悼建文
乃父一朝乘西去，爷孙雄图重画聚。
宣仁说义无进退，一弃前朝苛政弊。
封王裂土家国恨，兵戈直效汉故堆。
庙堂江湖都觉远，红尘未见鹧鸪飞！
（其二）称永乐
都言少年多豪情，阅尽天地有无中。
老大兴亡图霸事，坎坷难教后人从。
乌云必有重拨日，炼金须得绕指柔。
通江递海结万邦，古来勇者留其名！
（其三）泣土木
山河一夜草木枯，重闱深宫久未出。
塞外兴师征胡虏，阶下为奴愧九五。
土木堡中惊却步，北京城外烟云渡。
乾坤为有儿郎护，宇内当留一丈夫！
民不畏死何所惧？我戟我戈向狂徒！
如寇如雠张巨目，可泣可歌守城固。
群小休哭田亩稀，祖宗一晤弃黄土。
心不悔焉志如初，谁留女儿一旒梳！
咏史公可法
国破山河万里缺，
头断扬城百日绝。
梅花岭上千层雪，
犹见史公意未歇！
明朝是在元末农民起义的烈焰中，在朱元璋及其谋臣良将的得当的战略及军事谋划之下得以创建而来的。明朝建国以后，仍长期面临着来自北方如北元（公元1368年-1402年）及之后分裂而成的瓦剌（后分裂为准噶尔部、和硕特部、杜尔伯特部、土尔扈特部，分别灭于或归附于清廷）和鞑靼（北逃后的蒙古族，至公元1634年林丹汗死止）和西方如帖木儿帝国（公元1370年-1507年）甚至东方（明中末期的东南沿海倭乱）的战略威胁。如果说，蒙元帝国的统治是中华地域内的外交战略的转折时期（对域外战略也是相同道理），那么明的统治就是这一外交战略的转折时期的阵痛期。国家统一的大势虽已确定了下来，但统一的方式这一问题，却考验着统治者的智慧。这不论是中华地域内对诸部族战略权势的外交战略趋于成熟的必要阶段，也是中华地域制定出成熟的统一的持久的对域外战略的必要准备。机不可失，实为关键一举。我们还是以事实说话：
灭北元战争（公元1368年-1375年、公元1380年-1381年、公元1387年-1388年），明逐次驱逐北元至漠北、收复云南、辽东最终灭亡北元；
帖木儿东侵（公元1404年-1405年），帖木儿身死征途，退军；
郑和下西洋（公元1405年-1433年），七次下南洋和西洋，为以往世界历史所未见，且早于欧洲半个多世纪（下文将会论及）；
土木之变（公元1449年），瓦剌俘明英宗，后放还，于谦成功抵抗（关于此事，请看上诗）；
达延汗扰边（公元1497年-1505年），鞑靼屡次攻击明边境，同时意图削弱瓦解明与瓦剌战略联盟；
庚戌之变与俺答封贡（分别是在公元1550年、公元1571年），前者为俺答汗侵犯北京，后者为双方开放边贸，明蒙和局；
戚继光抗倭（公元1555年-1565年），倭患解除；
隆庆开关（公元1567年），重新解除海禁；
万历三大役：万历朝鲜战争（分别是在公元1592年1593年、1597年-1598年），一战，平；再战，丰臣秀吉身死，退军；宁夏之役（公元1592年），镇压哱拜反叛，成；播州之役（公元1598年），镇压杨应龙叛乱，成；
金明萨尔浒之战（公元1619年），明军战败，这是后金与明，也是清与明在军事战略权势上对比的一个转折点，双方整体战略态势也由此发生改变，攻守逆转；
明军宁远大捷（公元1626年），努尔哈赤身死，后金暂时战略退缩；
金明松锦之战（公元1640年1642年），明关外土地丧失殆尽，清战略权势日益强盛；
葡萄牙人和荷兰人入侵中国（公元16世纪初和17世纪初），中华地域的殖民时代悄然开始。
我们仍以对内对外两个战略方向做一下探讨。
消除战略隐患。明初所面对的是蒙元残余势力——北元，它从南北两个方向对明造成战略威胁。明以蒙古军队擅长的大规模运动破袭战（还是借鉴蒙古骑兵的作战方法）成功打垮摧毁北元政权。之后蒙古势力尾大不掉，又分裂为瓦剌和鞑靼（之所以如此区分，是为对蒙古部族加以区分，成吉思汗是统一蒙古草原各部，而瓦剌并不属于蒙古部族，只受之统治和管辖）。明廷在消灭北元这个当时看起来是唯一的战略对手之后，或因为内政不稳或因为财力有限，抑或因为军事权势已大不如从前，便时刻意图以外交手段（如加以封赐恩裳，或中期联合瓦剌对付复兴的鞑靼，后期又坐视鞑靼与新兴女真的对抗）分化瓦解蒙古诸部族——这也奠定了以后清廷时期一以贯之的对诸部族外交战略的基调和传统，它以和亲赏赐等形式联合笼络各部族为主，以军事权势压制或消灭战略威胁为辅，无疑是综合以往高超之对外战略之精髓。这种综合战略权势的运用使得各部战略相对权势大致保持平衡而多数时间相安无事，这无疑为中华地域内的稳定还有交流融合提供了积极的必不可缺的条件。如此可见，在统一时期的政治前提下——相比于分裂割据的混乱时期，实施相应正确的外交战略是完全可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的。
战略瓶颈期的因应和处理。中期及以后，明因为自身对内战略的错误处理导致出现了宦官干政、君主不问政事、财政入不敷出、内乱与边患严重等诸多关乎战略全局的重大问题。这中间出现了“仁宣之治”，“弘治中兴”，“隆兴新政”等积极现象，但也出现了如“夺门之变”、达延汗扰边、“庚戌之变”、倭乱、宦官与东林党的政治斗争以及后来的内部叛乱等等颓败现象。为因应这些问题，明廷对外战略方面分别作出如下调整：实行“俺答封贡”，维持和平和促进边贸；戚继光抗倭和隆庆开关这是一体两面——前者为后者奠定政治和社会基础，后者为彻底扫除倭患也提供了必要条件；发动宁夏、播州之役，攘除奸凶；萨尔浒之战后，明廷整顿边防，启用袁崇焕等将才，使得后金才没有继续战略冒进等等。另外坐视葡、荷等殖民者的接连入侵，明廷表现出的愚蠢腐朽的一面，让我们看到了1840年以后的战略恶果（如此看来，在战略层次上看，清廷之辱，也非仅仅是清之过罢）。总而言之，平心而论，明廷对战略发展之瓶颈期所作出的战略决断可圈可点。如若明不因对内战略的一连串失误和失败而导致的战略全局的走向不可逆转，也是可以对战略上的威胁做出因应之策的。明朝的清流士大夫们不是百无一用，而是用处过多，却偏偏表现在嘴上。
我们还需要探讨一下“郑和下西洋“的战略眼光的局限性和“隆庆开关”的历史必要性。有人认为，“郑和下西洋”只是明成祖朱棣或因寻求建文帝下落或因篡位之名而急于立威和扬名之举（这应是坚守正统的建文遗老们的成见）。但我们以一个胸怀大略的建设者的角度来看，如此看法难免有失偏狭。试想一个拥有赫赫战功而治国之才能深为明太祖所忌惮之人，岂能以如此狭隘的战略眼光行事——更何况，靖难之役后，史书岂不已有“建文已死”之明文记载乎？悠悠之口难杜，文治武功俱有之的成祖岂会如此冒失！以事实和其所产生之战略影响不难理解其战略意图：明自立国以来尚未有多少传统上的藩属国前来朝贡（南洋诸国如渤泥、真腊、三佛齐、苏门答腊、爪哇、满剌加、锡兰等等亦是在郑和下西洋之后有感中国威势和大国气度才纷纷进行或者是亲自随船来觐见朝贡，这也侧面反映出中国以正确的对外战略最大限度减少潜在战略威胁，这在古代社会是极难实现的一个战略目标，亦属难能可贵）。或明已实现大一统多年，南洋方向倒无大的问题，但有更繁荣往来的西洋诸国（左法尔、忽鲁谟斯、木骨都束等国）因畏惧西亚和中亚的新兴战略权势如帖木儿帝国和之后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而致使东西方交流濒于断绝。如此一来，中华国威不得以传扬是其一，中外贸易与交流停滞是其二，中国战略威胁不可预知是其三（如果再出现一个帖木儿，那明朝之战略权势势必又要面临巨大威胁，在冷兵器的时代，这是战略权势发展之必然）。如此，郑和下西洋这一举动有着战略上的合理性和必要性。但另一面看来，它使财政压力负荷巨大，搞得民怨尤甚，是其遭到废止的关键之原因。有人会认为，七下西洋所运载的丝绸茶叶瓷器这些外国人眼中的抢手货岂不有巨大财政入账？这就是问题之关键，也是郑和七下西洋的战略眼光的局限性问题：七下西洋重点不在于经济利益，而在于政治与战略利益。其带来的无数珍宝与特产并不能通过民间贸易的形式展开——明太祖规定官方垄断海外贸易，官方制定的朝贡体制下亦以赏赐为主，并无有所谓重大之经济利益。如此一来，朝贡体制尚需维持，七下西洋必须停止。唯一的解决办法则是重开民间贸易之门——也就是解除民间“海禁”之政策。这也就是“隆庆开关”的战略必要性。而“关”一开，倭患竟也随之停止！倭患之生，，莫不在于“民生艰难，不得已而为贼”之故也，与倭寇相勾结，事即发矣。
以上，笔者所介绍只是其中一一二，但已可看出对外开放的全面性（政府民间双向并举，且以民间为主，二者并非矛盾的两面，而是一体的上下前后两部，缺一不成其为整体）之必然性。这到了清朝时，海关只余广州一口（“广州十三行”由之而起），以中华体量之大，无疑不能承担其使命与职责。更何况，海外贸易只是对外开放之一面，而加强相互间文化和科技交流，促进对内战略与对外战略相衔接，使对内战略因其相对稳定性而造成的发展滞后问题得以改革和创新，而由此所带来的对外战略的重大利益自不可以衡量也。这才是对外开放的最终战略目标。顾此失彼，轻重不分，此之谓也。
我们需要认真探讨一下中国的宗藩关系——朝贡体制的基础这一问题。纵观明廷中后时期，真正的来自中华地域外部的战略权势上的威胁，惟日本尔。中国所以决意援救朝鲜，其战略理念莫不在于“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一言。日本虽以弹丸岛国之姿而生囊括宇宙之志，其心由来久矣。中华自古行东西交流之道，而施文化教导于东夷诸国。唐宋以后，不知倭国者久矣。说丰臣秀吉是意图以外部之战略胜利取得对内战略之顺利进行（丰臣刚在内部权势争斗之中取得胜利，亟需以战功为其树立国内威势）也好，说它是对于成吉思汗的赫赫武功的迷恋也罢（正式成吉思汗的孙子忽必烈两次兴师伐日，苦于天不假时，铩羽而归），我们仅以战略的角度分析它的过程及成败得失。丰臣秀吉实乃一战略家：以朝鲜为战略跳板，以待时机，一日乘中华再遭纷乱割据，竟可以与其他战略权势共逐鹿于中原，这样的战略眼光是日本自建国来二千载所未有也——一向忙于内斗于四海之中无暇战略他顾，自是情理之中。而他又非合格的“战术家”。他选择的实施对外扩张战略的具体作战时机大有问题：此时朝鲜国力并不虚弱——从其迅速组织强大之海军力量即可看出，明朝中国战略权势在张居正改革之下仍为强大，且北方后金已然崛起（朝鲜战争，就开始了金、明两大战略权势之间的第一次具有战略意义的战术对抗）。游走于三个势力之间，若无强大之政治和外交权势——孤悬海外数千年，又无先进之交流通讯之技术，这是先天战略劣势之所在，仅凭有限之军事权势是注定不能达到其战略目标的。日本的第一次战略挑战及对抗就这样以失败告终（日本这一记性一长就是三百年——但对于古代史而言，这并不算多么漫长；但对于近代史而言，确实显得如蜗牛爬行一般让人煎熬。究其原因，在于日本掌握住了对外战略与对内战略的平衡，更坚守了对外战略自身的独立性——不畏传统之桎梏，反脱传统之窠臼，果断对外开放，上下一齐革新，法夷师夷，以夷制夷，焉无功成之理）。
中国的对内战略得以成功，但中华地域内部的战略问题又已经摆在了明廷皇帝的朱批之下——后金的战略崛起。这起初对于明廷而言并非战略大患的一个地方权势的存在，就在明廷发动万历三大战役的的战略时机之下得以潜龙入水，开始逐步进行战略扩张。萨尔浒之战和宁远大捷两场战争似乎让双方处于战略权势的相对局面。但很明显，从战略上看，作为后起之秀的后金竟能挑战原本是其宗主国的战略威势而至于打成平局，已让天下侧目。这对于后金而言，本是坏事，因为它还是过早的暴露自己的战略意图；但另一方面，又是好事，它让天下有反明之心的地方权势群起效之。它看到了明廷行将就木难以为继，它一跃而起成为战略权势的主导者。它乘明廷因为发动三大役造成的战略力量的陡然下降而不得不实施战略保守乃至于退缩战略之时，果断发动战略攻势使之无有战略喘息时机。真是有着草原狼一般的战略眼光和敏锐嗅觉。这样，在一系列的内忧外患之下，明廷的对外战略与对内战略失于协调和平衡，导致其难以维持既有战略权势直至最终覆灭。这又是一个战略上的悲剧。理论上讲，本来在拥有辽阔疆土的中华地域内，是完全可以有群雄并起而各自割据的可能性——正如斗则斗矣、分则分矣而终不合矣的欧洲世界那样，但在中华地域内的战略权势斗争的传统和儒家“天下共主，万众归心”的强大理念的号召下，这可能性也就不存在了。
中国自秦汉一统以来，便以“海内一统，天下来朝”的统治理念指导中华地域外交战略。而这一思想可上溯到儒家的仁爱礼义之思想，也更可远溯到周王朝“分封天下，以示拱卫”的天下观念。此后一经东晋十六国和南北朝时期的“交流之世”和隋唐时期的“辉煌之世”，中华地域内俨然已经形成了成熟的也甚为可行的外交战略指导理念。再经过两宋的大力开拓海上战略（以民间经济贸易为主，以获得财源）和蒙元统治时期的对外战略上的大破大立，天下体系（宗藩关系）已然成熟，朝贡体制业已完备。这跟同时期纷乱不堪的中亚、西亚地区的争夺战略权势的战争和永无休止的欧洲世界内部诸权势的相互攻伐截然不同。它表现出古代中国高超的对外战略智慧，它体现了古代中国所要达致的世界秩序的战略理念，它展示了一个拥有辽阔国土和亿兆百姓的古老国度的宽广气度。这一体系和体制的形成和成熟，是数千年中国贤哲的政治理念的总的继承和结晶，是对中国有封建史以来对漫长政治斗争与国家对外战略所得到的经验教训的成功再实践。唯有和，方能平；唯有稳，方能定；唯有守持战略利益，才不会犯战略错误；唯有胸怀战略，才能不畏浮云；唯有大国气度，方能协和万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