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糗的家庭都是相似的，出糗的家庭各有各的糗事。这是一条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即使在欧亚两洲的交界地，在那地中海海风遭遇黑海气旋的地方，在那个博斯普鲁斯海峡边的千年古都里，这条定律依然顽固的在人们的生活中起着作用。女主人公桑黛就是这样一个总在应付层出不穷糗事的家庭妇女，她有三个孩子，小的一对twins姐妹花里还有一个得了梦游症，犯了病就在半夜里往大街上跑——影片就是从这件糗事展开的，显然，这不是什么好兆头。桑黛的丈夫瘫痪在疗养院，她定期前往医院给丈夫擦洗身体，虽然曾威风凛凛的飞行员丈夫现今已成为目光呆滞、四肢麻木的植物人，但桑黛从未打算放弃他。接下来，老导演奥古兹让摄影机转换到马其顿的乡野，让这一段充满了与伊斯坦布尔街景截然不同的美学意味，农舍夜不闭户、路不拾遗，与冷漠、疏离、犯罪率奇高的大都市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这里，似乎人们的生命也变得活力十足起来：桑黛的儿子完成了割礼（这显然暗喻着男性准备步入性成熟阶段），而桑黛年迈的母亲总怀疑桑黛的继父萨巴和那个风骚的吉普赛老女人有染，吵吵嚷嚷间已然让观众们乐不可支，但就在桑黛母亲坐在皮卡车里可劲撒泼时，她不小心引发的一场车祸却让自己撒手人寰——这种死法委实有点糗。孝顺的桑黛带着继父萨巴来到了伊斯坦布尔生活，在这里，老人家对一切都不适应，熙熙攘攘的人流总是互不理睬，让萨巴觉得这是个疯狂的城市。此时，萨巴的身影间依稀有了几分小亚细亚版“鳄鱼邓迪”的影子，他的执拗和粗鲁，却反衬出乡野村夫的真实与质朴。应当说，这是一个当代电影常用的主题，城市－乡村作为一对二元对立的空间，前者总是饱蘸着“现代性”的原罪，而后者则代表了抛却物质文明后的生命本真。桑黛生活的很拮据，房东一再的上门讨要拖欠的房租，孩子们的餐桌上也见不到荤腥，萨巴的到来又使得照顾这个乡下老头子成为桑黛的生活重心，此时，影片的主要情节看起来似乎就是一部土耳其版的《女人四十》，桑黛一人支撑着这个家，不仅得哄着老吵着要回老家的萨巴开心，也维系着三个孩子、继父萨巴、瘫痪丈夫等一干人等的关系。糗是糗了点，不过，日子总还是能过的——伊斯坦布尔的住房改革看来卓有成效，那么拮据的桑黛还租了一大套公寓，一家五口住起来也绰绰有余。然而，在一团乱麻的生活糗事背后，还隐藏着一股不可名状的暗流。在大街上，总有人在散发着画有镰刀斧头的“革命”杂志（或许我们可以简称这伙人为“土共”），而桑黛对面楼房的年轻人，也在和桑黛展开着一场《单身男女》般的隔楼传情。这位年轻人是个大学助教，满腔“革命”JQ，萨巴曾义正词严的告诫助教：自己洞观世事，神马共产主义、法西斯主义、独裁统治、种族屠杀都曾经经历过，所以，不要轻举妄动，臆想什么翻天覆地的变化。桑黛濒临破产，只得瞒着萨巴回乡变卖了房产，虽然遭了亲戚朋友的白眼，但桑黛别无选择。桑黛还是跑到对楼的年轻人房里去了，就在俩人干柴烈火之时，萨巴也在家里搅得一团糟。导演在这里用了一段神来之笔的交叉蒙太奇，对楼在滚床单，这边厢老头却发起了威，生活中的糗事大百科，终于在这一瞬间爆发出无法阻挡的破坏性力量。 “土共”们的左翼革命并未如期爆发，倒是他们对自己人先开了杀戒。对楼的年轻人被人用暴力给结果了，萨巴则在一个乞讨瞎子的带领下去了车站——这是一个绝妙的隐喻，影片一直在渲染萨巴的视力不好，桑黛还特意给萨巴配了副眼镜，不过萨巴说伊斯坦布尔城里都是些瞎子，倒是那个真正的瞎子成了老头的领路人。桑黛给萨巴收拾行李时，我们赫然发现：萨巴的腰带上镶着闪亮的镰刀斧头标记。这绝对是一部微言大义的电影，在琐碎的生活故事背后隐藏着巨大的社会张力：萨巴是个马其顿人，他甚至不熟悉土耳其语；而伊斯坦布尔城里的“土共”活动，又与明目张胆入室盗窃的贼人们形成了某种隐秘的类比。在这里，种族、阶级等宏大命题的身影闪烁其间（这跟老导演的巴尔干移民身份显然息息相关）。萨巴理解不了城里人，在马其顿乡间，人们总是好客的邀请过路人去家里喝口咖啡，在伊斯坦布尔，邀请客人却成了引狼入室。有压抑，有反抗，有死亡，有成长，只是不管生活多么艰辛，桑黛总能用一个女人的肩膀扛起来。萨巴并不老，他在最后掀翻家具、掐住桑黛喉咙时，老当益壮。萨巴并不糊涂，桑黛想出去幽会，随后编借口搪塞，却被萨巴一语道破实质。《伤不起的女人》让人想起帕幕克笔下那种宏大叙事与生活质地的合二为一。戏谑、反讽、痛苦、伤感，在《伤不起的女人》里，黏成了一锅熬不熟的夹生粥。熬不熟，也得接着熬下去。（腾讯专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