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的莫扎特

永远的莫扎特 For Ever Mozart 拍摄于1996年的《永远的莫扎特》，是戈达尔第四阶段，即历史挽歌阶段的代表作之一。本片结构晦涩，有明显的拼贴风格，让不少影评人难以理解，甚至连多年研究戈达尔的专家科林·麦凯布都表示自己并没有看懂本片，仅仅对其中几场戏印象深刻，影评人Nicole Brenez更是直言本片是“戈达尔第一部也是唯一一部烂片”。但事实是，《永远的莫扎特》在戈达尔电影风格的不断交替中，预示着全新转变的雏形，而理解本片，正是理解戈达尔后期风格，看懂《电影社会主义》甚至是《再见语言》的一把钥匙。作为电影史上风格最为前卫的电影大师，戈达尔的作品风格，也一直在不停的自我否定中不断改变。在《万福玛利亚》之后，戈达尔借着超长篇幅的《电影史》，开始了自己导演生涯的又一篇章。而这一时期戈达尔秉承着对20世纪总结的姿态，将电影、文学与历史结合，进行着挽歌式诉说。同时，其汇聚焦点则在于，对20世纪世界多次灾难性大屠杀的反思和批判。在戈达尔看来，这一前所未有的战争世纪，对艺术和人性有着极其可怕的伤害，这也成为了这一阶段，戈达尔所关注的最重要主题。本片则是戈达尔反思波斯尼亚战争和斯雷布雷尼察大屠杀的电影作品。 1992年，波斯尼亚战争爆发，从南斯拉夫独立出的波黑，与塞尔维亚以及克罗地亚之前展开大规模战争，震惊整个世界。1995年，波斯尼亚军队进攻塞尔维亚布拉图纳兹，造成了大面积杀戮。为了报复，塞尔维亚在7月6日进军斯雷布雷尼查，在占领后，开始了屠城。杀死了城中居住的全部波斯尼亚男子，并强奸了波斯尼亚妇女，甚至将孕妇开肠破肚，成为历史污点。 在当时，为了表示艺术对抗战争的决心。无数艺术家，均以不同的形式表示对战争和屠杀的蔑视。戈达尔更是多次在电影中发出对这一战争的呐喊和控诉，在1993年的短片《向萨拉热窝致敬》中，戈达尔便展示了一张塞尔维亚士兵折磨妇女的照片，并以尖锐的文字加以批判。不久，戈达尔在法国报纸上读到了Philips Soollers撰写的一篇报道，详尽叙述了作家苏珊·桑塔格前往被塞尔维亚士兵围困的萨拉热窝排演《等待戈多》的故事。戈达尔被这个故事征服，想要将其改编成电影。在戈达尔最初的设想中，他本想描写主角前往萨拉热窝，排演法国剧作家皮耶·德·马里沃（亦在去年金棕榈电影《阿黛尔的生活》中被提及）的《爱情与偶然狂想曲》的。但由于戈达尔在其居住地瑞士罗尔的书店里没有找到这部戏剧，反而看到了主题一致的谬塞喜剧《爱不可儿戏》，便决定改变剧本，将后者使用到电影中。这便成了《永远的莫扎特》的雏形。 全片分两地取景，代表的是全片的双线叙事。萨拉热窝的戏份大多在瑞士萊芒湖附近取景（在这里戈达尔也拍摄了其后期大多数作品，包括新作《再见语言》）。对于戈达尔来说，虽然讲述的是萨拉热窝的故事，但其实并无必要前往萨拉热窝实地取景，因为在他要表现的是战争的愚蠢和残暴，而在何处拍摄并不重要。第二条线中，海边的部分，则在法国波尔多附近的沙滩拍摄。虽然在取景地上做了区分，但两条故事线其实是交织拼贴在一起，甚至是打乱时间，互相穿插的，这也是戈达尔所做的结构游戏，但细细提炼，依然可以找到故事的脉络。 电影的双线叙事中，其一讲述法国文豪阿尔贝·加缪的孙女卡米拉是一个戏剧导演，她决定和男友阿奇以及女仆洛塞特前往萨拉热窝，排演戏剧《爱不可儿戏》。他们开着加缪意外死去时开过的小轿车，一路前往萨拉热窝，却被塞尔维亚军队抓作人质。三人被军人强奸，最终被害，死在了萨拉热窝的土地上。同时，卡米拉的父亲是一名老导演，想在人生的最后阶段拍摄一部叫做《宿命的波丽路》的大制作电影。他经过苛刻的选角，并在沙滩上拍摄一场重要段落。老导演如同戈达尔本人一样，完全不按照剧本拍摄，甚至一句台词要重复60多遍，而不告知演员任何原因。最终，他的电影上映，却被指责除了摄影美丽，内容却太过晦涩，而观众则纷纷选择观看好莱坞大片《终结者4》。 虽然本片以莫扎特为标题，但在开头却使用了一段贝多芬的音乐，展示的正是电影文字、声音和画面的错位，而开场之后，戈达尔本人便客串了路边一个踢着不存在足球的男人（亦是向《放大》的结尾致敬），都告诉了观众并不能相信自己所已知的信息。随后的电影叙事，戈达尔则展现了其对20世纪艺术发展的回顾与见解，以加缪、海明威等艺术家的意外死亡，阐释了艺术的脆弱和魅力。在整部作品中，戈达尔放置了无数对于艺术作品制作过程的隐喻和展示。全片的四个阶段，也可被视为艺术创作（特别是电影创作）的准备、制作（拍摄）和展示的三个阶段。而这三个阶段却被突然插入的战争和暴力所打断和割裂，艺术在展示和反思历史的同时，亦被正在发生的政治事件深深影响。不断出现被屠杀妇女带血脸庞的照片，提示着艺术世界之外，正在进行的可怕战争与杀戮，这便是整部电影的初衷。蓝色的艺术与红色的血液互相融合，便形成了《永远的莫扎特》的主色调，而割裂的视听语言，亦是戈达尔展现这割裂时代的最佳选择。片中的老导演一角，显然是戈达尔的超我，代表着艺术创作的神秘与未知。他面对着戈达尔所面对的困境，坚持自我，而不被理解，正是艺术家在这个时代的最佳写照。在全片的最后一个阶段，此前缺席的莫扎特终于出现。不知是闪回，还是某种超现实的段落，所有的角色齐聚莫扎特的音乐会，欣赏音乐。但艺术的现身，仅仅是短暂的一瞬，甚至不时被手机铃声打断。很快，电影便进入了字幕，莫扎特的音乐再次消失，仅留下乐谱翻动的声音。当艺术从创作到欣赏的过程完结之后，留下的又是什么？是艺术本身，亦或仅仅是翻页一样残余的记忆？最终，电影在一副拼贴画面中定格，一副名画被霍克斯的《疤面煞星》以及各种暴力的影像拼贴，呈现出支离破碎的状态。在一个电影创作，被好莱坞式暴力和《终结者》这类大片定型的世纪之交，在战争与时代的夹缝之中，艺术的未来何在，对于戈达尔，依旧未知。 （原载于《数码娱乐DVD导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