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5月4日，“巴尔干的伟人”，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总统，约瑟夫·布罗兹·铁托离世，终年88岁。他的去世，不仅意味着国际共运史的一位重要人物的消失，还是现代南斯拉夫历史上的重要结点。自此之后，南斯拉夫在铁托时期被压制的民族矛盾逐渐显现，并逐渐演变成了那场为期十年的残酷内战。
究其原因，战后成立的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完全是凭借铁托的个人魅力与政治手腕在勉强维持。进入八十年代，南共盟的社会主义革命事业陷入停滞，南斯拉夫也没有完成统一的“南斯拉夫人”身份认同构建，更没有建立起一套可持续的国内各民族政治与经济利益协调机制。铁托去世后，“继业者们”为了各自的政治利益，纷纷诉诸于各自的民族主义，脆弱的民族互信迅速崩塌。
电影以一座村庄及村旁的隧道为背景，同村居住的“穆族”与“塞族”在南斯拉夫的“红星”下本来相安无事地生活在一起，内战将他们全部卷了进去，昔日的朋友开始了你死我活的仇杀。“隧道”本有连通之意，但影片中的隧道却成了两个民族隔阂与仇恨的战场，不得不说是无比的讽刺。
影片借着一位美国女记者，将主要视角放在了一队被穆族民兵包围的塞族小队上。他们中有被民族主义蛊惑的年轻人，有“代弟参军”的兄长，有为了“保护妹夫，不让妹妹成为寡妇”的机枪手，还有一位酷爱读书的“博士”……而领导他们的，是一位南斯拉夫人民军的上尉，忠诚的社会主义、铁托主义的拥护者。在被围困在隧道中的数个日夜，小队中民族主义的狂热逐渐褪去，只剩下了对死亡纯粹的恐惧与对家乡的思念——而他们的“家乡”，早已在双方对村的相互争夺与仇杀中，焚烧殆尽，成了“美丽的焰火”。这“焰火”，是民族间的仇恨，是无尽的欲望，它从地狱喷博而来的，焚尽世间一切的美好来成就这“一瞬的美丽”。
在交战的空隙中，一位塞族士兵用口风琴吹奏起了《国际歌》，对面的穆族也似还礼似的放起了南斯拉夫国歌《光荣的斯拉夫人》。听着这些“老歌”，士兵们安静的出神。1990年，南斯拉夫的社会主义信仰早已崩塌，没什么人再相信这一套“老掉牙的软弱说教”。但纵使如此，他们也终究无法摆脱它的影响。社会主义的南斯拉夫，对于他们，至少意味着各民族和平共处的，为了同一目标共同奋斗的时期，那时的他们可能不会想到，有一天他们会对自己的邻居，兄弟，老师，情人举起屠刀。最终一位士兵也只能以一句“该死的红色歌曲”聊以自嘲。事实上作为领导者与人民军老兵的上尉也始终无法理解，为什么这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兄弟民族之间”会到这般柤互敌视，你死我活的地步。最终他驾驶卡车，在雄壮的《跟随铁托元帅》伴奏中，以同归于尽的方式为自己的士兵杀出一条生路。恍惚间他又看到了年轻时的自己，怀抱铁托元帅的照片，身后南斯拉夫的三色旗在高高飘扬。
电影的结尾更以无比的讽刺。内战结束后，联合国与欧共体（欧盟）的官员为重新修缮后的“和平隧道”剪彩——一如电影的开头，南斯拉夫的高官为隧道落成剪彩。官员那被剪伤的手指流着刺眼的鲜血，极度黑色幽默地预示这样的现实：巴尔干的流血没有停止，南斯拉夫人民的苦难也没有停止。
电影中，“美丽的焰火”摧毁了“美丽的村庄”；现实中，十年的残酷内战，也摧毁了南斯拉夫这个美丽的国家。在今天，战争虽然停止了，但战争与仇恨留给前南斯拉夫地区人民内心深处的伤疤，却始终未能痊愈。一切的一切，都是在对后世的人，敲响刺耳的警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