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X

图文版：http://www.douban.com/note/318248877/          《X公民》(1995)是以前苏联连环杀手安德烈•奇卡提罗为犯罪原型改编的电影，此类题材一般会熔合犯罪、惊悚、悬疑、心理等元素，着力于凸显抽丝剥茧的悬疑叙事、惊悚阴森的骇人氛围、正角反派的明星魅力、华丽惊艳的精神分析等，《沉默的羔羊》(1991)就是这一题材的模式典型和成功范例。而《X公民》(1995)却背离了这种流行趋势，其主要冲突是侦破意图与权力钳制的碰撞。       第一镜的背景和前景分别是乡村树林和行进中的列车。这既交代了犯罪作案地点，也实现了1982年前苏联的意象化：经历了18年经济停滞的勃列日涅夫执政时代，作为重工业大国（列车）的前苏联已进入暮年（陈旧暗红色调），而农村依然贫困落后（树叶淡绿泛白、树木枝干弱小、其间杂草丛生）。影片中的列车行进方向都是从右向左（违背从左至右的心理自然原理，往往表现反常/厌恶的行为），这是美国视角对前苏联的情绪表达。第二镜与前镜存在影像匹配和意象细化的关联：破旧拖拉机的中下部俯拍特写，强调发动机组的猩红色调和大型轮胎的碾压动感，而尾部的割草机正清理地面的杂草，而死者的面孔在割草机下骇然呈现，整个影片的批判现实主题就此展开。       二十世纪八零年代初叶，前苏联法医专家鲍洛科夫发现了一宗连环杀手案件，由地区高管组成的专案委员会断然否决了案件性质认定，理由是连环杀手只能是堕落西方的病态表现，不过他们还是成立了专案部门，并提升鲍洛科夫为负责人。仅仅在专案部门成立两日内，被政治性授意的刑警团队就通过诱导方式，让一名精神病院的吉普赛人做了替罪羊。替罪羊的身份无疑让官僚团队心安理得，即使真凶在替罪羊关押期内再次作案，官僚团队依然坚持吉普赛人是凶手之一，而十六宗命案是一群凶手的各自所为。鲍洛科夫提出了推进侦破和避免伤亡的紧急请求，均遭到了官僚团队的无情否决：因为增派人手意味着向莫斯科宣告官僚团队的无能，向FBI请求协助暗示了国体技术落后的自认，而公布案件等同于承认“连环杀手存在于前苏联”这一“政治错误”性质的事实。对于官僚集团而言，无辜者的清白可以无视，不断被戕害的生命也是次要的，凌驾于一切之上的是维护政治正确性的要求。       强大的权力钳制让案件侦破遭到了破坏性的打击：因为同性恋者是被妖魔化的异类，而对异类的凶手指认不会造成政治影响，所以官僚团体否决了鲍洛科夫正确的侦察思路（在火车站监视主动与年幼者搭讪的可疑人物），将大量警力白白浪费在对同性恋的抓捕上。甚至当鲍洛科夫一举擒获真凶时，却因为落后的体液鉴别技术和真凶的共产党员身份而被迫将其释放。强权荒谬决策的直接恶果是花样年华的不断凋零，地区高官的官僚主义已成为连环杀手的保护伞。影片通过侦察犯罪双线叙事的并列蒙太奇手法，成功实现了官僚团队也是血案凶手之一的隐喻意义。       在连环杀手的犯罪辅线中，若干符号化的部分匠心独具，譬如火车颜色的选择：首次展现作案过程时，影片作者设置了往镜头方向缓缓开来的天蓝色列车，并安排凶手和猎物行走上空缆桥上，既暗示了“童真”生命即将远去，也象征了凶手虐杀后的“自由”快感。与上镜和首镜对应的是末次作案中的长镜头：火红色列车与水平线成45°角驶出景框，杀手焦灼的面容由远及近渐渐呈现，这里存有四重象征意义：凶手狂热的犯罪欲望（明岗监察让杀手无从下手）、即将到来的暴力和危险（凶手利用暗哨疏忽作案成功）、犯罪生涯和个体生命的终结（这次作案锁定了凶手身份）、俄国大地上崭新的政体（前苏联已解体）。       而杀手数次戕害生命的过程影像，则与第二镜形成了前后呼应关系，控诉和批判了前苏联以革命的名义（发动机组的猩红色调）在肃反清洗运动（割草机的删刈杂草）中屠戮生命的罪行（拖拉机碾压过受害者的尸体）：尊严地位被粗暴剥夺（猎物正面扑到的仰拍面部特写/仰面倒下的侧向面部特写），鲜活肉体被凌辱残害（凶手骑在猎物身上捅刺的多角度逼近推轨镜头蒙太奇/俯拍角度上下直摇镜头），个体精神被污化消亡（尸体被剜目后空洞的眼眶），牺牲者的鲜血献祭了强权的私欲（凶手畅饮鲜血的面部特写），无辜者的痛苦滋养了浪潮的狂热（凶手在刺杀同时达到高潮的特质）。       其实历史上奇卡提罗的虐杀手法远过于此，对其变态心理的精神分析原料也极为可观，但影片明显志不在此，只是选择性地使用了可供象征的材料。即使批判现实至此，影片依然不能摆脱美国主流电影的影响。故事结构基本上符合三S原则（惊奇、延宕、满足），光影之间充斥了美国化英雄（鲍洛科夫）塑造的情节：英雄拥有一位默默支持他的妻子，这位女士具备母性的光芒；噩梦中杀戮景象和苏醒时拥娃一哭的影像剪辑，呈现了英雄的家庭信念和人道主义的联系；英雄的人道主义感召让周围众人重塑了人生态度；被盛誉为有智慧、有方法、有激情、有意志、有方向的五有新人，甚至FBI培育学员的第一堂课都要宣扬其光荣事迹（言下之意，FBI是英雄团队）。       最让笔者百感交集的一幕是，专案三人组（英雄、将军、心理学家）得到了受害者家属群体的整齐划一的掌声。笔者不否认这一场景的真实合理性：当时的民众潜意识中赞扬权威的条件反射依然根深蒂固，他们无能力反思当局的无能也无意识燃起心中的怒火（十四年才将案件侦破，至少五十二人被虐杀：这如果是在一般环境中，必然会有非议的声音存在）——这是凭借批判对象的负面恶果来粉饰英雄寄托式的精神麻醉，无意中也形成了对其自身的辛辣反讽。一个利用“似梦非梦、似真似幻的世俗神话”来催眠麻醉民众的国度，也培育出了为数众多的热衷于英雄拯救世界的碌碌虫豸，他们总是意淫在世俗神话赋予的幻觉而规避现实的黑暗。       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梁木呢？你这假冒伪善的人！——《马太福音》第七章第三节       (原载于《看电影》2013年6月下期天地街66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