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莱坞

我很荣幸，作为第一个获得奥斯卡奖的华裔女演员，不是扮演黄种人或东方讽刺形象，而是扮演一个女人，一个有心有灵魂的复杂女人。

在网飞新剧《好莱坞》中，墨菲用新历史修正主义为好莱坞边缘人群发声，让好莱坞华裔女星黄柳霜凭借一部虚构的影片《梅格》拿下1953年奥斯卡最佳女配角。

黄柳霜（杨雅慧 饰）

然而，在真实的历史中，好莱坞电影的中国女性是美国在西方现代性为核心的世界话语秩序中所传递的他者想象，具有鲜明的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意识形态特征。好莱坞在西方与东方二元对立的模式中建立男性与女性之间支配和被支配的关系，彰显西方凌驾于东方之上的种族优越感和文化优越感。其展示的中国女性形象或者美丽妖娆，极具诱惑性; 或者野蛮、愚昧、邪恶，满足了美国社会对中国的好奇心和征服欲望。在东方主义的话语秩序下，好莱坞通过对中国的“女性化”描述，建立西方在性、种族与政治的绝对高位。 一、东方主义与好莱坞电影 著名批评学家萨义德指出，东方主义是“建立在关于东方与西方的本体论与认识论区分基础上的一种思维方式，它表达的不是西方国家对东方国家的了解，而是控制、操纵、吞并东方国家的愿望和企图”。它并不是关于东方的真正话语，而是西方权利、欲望、价值观、意识形态的投射和反映。在西方现代性为核心的世界话语秩序中，西方与东方的对立意味着现代与古老、文明与野蛮、进步与落后、民主与专制、科学与迷信、理性与愚昧等一系列的对立。西方国家以自身的价值和权利秩序为中心，有意地贬低、边缘化他者文化，树立和巩固自身的支配和霸权地位。 好莱坞电影通过塑造野蛮、愚昧、堕落的中国女性，构筑美国人眼中的腐朽衰败的中国形象。好莱坞影片中的中国女性通常妩媚妖娆、裸露性感，带有异域情调，充分满足美国民众对中国的好奇心。中国女性的温顺驯服折射出美国的自负以及自诩的西方文化的所谓先进性和优越性，灌输着西方文化取代东方文化是必然趋势的一种理念。 二、早期好莱坞电影的中国女性形象 好莱坞电影对中国女性形象的塑造已经有一百多年的历史，经历了从消极到积极、负面到正面、两极化向多元化、刻板化向丰满化、程式化向个性化的演变过程。前期主要包括以下角色类型: 蝴蝶夫人、妓女、龙女、娜拉、蜘蛛女、小妾、公主、地母等。 (一) 20世纪早期到1949年: 两极化的女性形象 这一时期好莱坞电影中出现两种极端中国女性形象: 一种妩媚动人、温顺驯服; 另一种野蛮邪恶、蛇蝎心肠、行为放荡。前者往往沦为西方男子的性工具，后者则走向自我毁灭的道路。这时候的女性角色多为配角，且角色单一。她们通常浓妆艳抹、暴露性感，穿着夸张的服饰，充满了异域情调和性诱惑。这些刻板而抽象的女性形象是美国社会对东方的想象，以满足其对东方的占有欲和优越感。 好莱坞于1919年拍摄的《红灯笼》第一次把中国女性形象搬上了大银幕。黄柳霜饰演的情妇角色美丽妖艳、对白人男性卑躬屈膝，极尽讨好之能事。此后电影中出现的中国女性也多以妓女、情妇、小妾为主，她们往往肌肤裸露，服饰神秘古怪，气质妖冶淫荡，充满了性诱惑，成为依附男人的性工具。

红灯笼 (1919)暂无评分1919 / 美国 / 剧情 / 艾伯特·卡佩拉尼 / 艾拉·娜兹莫娃 诺阿·比瑞

黄柳霜常出演的另一类角色则是蝴蝶夫人的中国翻版——甘愿为白种男人牺牲的纯洁华人少女，这种类型的代表作是《海逝》(1922)：温柔美丽的中国女性莲花在海边救起美国青年卡伦并与他相爱。当卡伦离开她的时候，她已经怀有身孕。几年之后卡伦带着白人妻子返回中国，莲花并没有申诉和维护她的爱情，而是把孩子托付给卡伦和他的妻子，告诉孩子“我只是你的中国保姆，这才是你的美国妈妈”，随后跳海自尽。无论是孩子纯西方人的外貌还是莲花对母亲权利的放弃，实质都是对中国文化的完全否认。而那些不被驯服的中国女性则往往被塑造成邪恶的妖女。

海逝 (1922)7.41922 / 美国 / 剧情 爱情 / 切斯特·富兰克林 / 黄柳霜 肯尼思·哈尔兰

《龙女》(1931) 塑造了野蛮凶残、阴险狠毒的凌公主，戴着高高的羽帽，穿着暴露的软甲，剪影投射到墙壁上恰是一条形状狰狞的龙。作为“傅满洲”系列电影之一，《龙女》同样是“黄祸”的拟人化身。她以美色诱惑男人，在白人世界兴风作浪。对白种男人而言，她既充满了诱惑，却又极度危险，因此逃脱不了走向灭亡的命运。

龙女 (1931)暂无评分1931 / 美国 / 剧情 犯罪 / 劳埃德·科里根 / 早川雪洲 黄柳霜

“龙女”与“蝴蝶”的角色模式具有强大惯性，直到今天仍旧能从好莱坞电影中的华人女性角色身上找到她们的踪迹，以至于那些想要在好莱坞立足的华人女星，要么必须身手利落，能够胜任“打女”的角色，要么必须有着性感的外形。

刘玉玲在《霹雳娇娃》中的打女形象

(二) 1949年到20世纪80年代：被消费、被抛弃与被征服的女性形象 20世纪40年代开始，尤其是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女性角色在好莱坞电影中逐渐占有比较重要的位置，或有正面的描写，但是她们通常成为西方男性的猎物，摆脱不了被消费、被抛弃与被征服的命运。好莱坞借助女性身体构建一个假想的东方，通过白人男性对中国女性身体的征服，传递西方征服东方的东方主义话语。 《上海快车》(1940)中冷艳孤傲的上海名妓百合和英国青年哈利分手后对他念念不忘，并为了救他而委身军阀。《上海姿势》(1942) 中的金司令是统治上海地下赌场、拥有庞大权力的东方贵妇，但她无法摆脱被白人抛弃的命运。《生死恋》( 1955) 中的韩素音是拥有良好英式教育背景的新华人女性，就职于香港最好的医院，有三个分别来自中国、英国和美国的追求者，但是她最终嫁给美国记者怀特，暗示着美国对香港的地域征服。

上海快车 (1932)6.91932 / 美国 / 剧情 爱情 冒险 / 约瑟夫·冯·斯登堡 / 玛琳·黛德丽 克里夫·布洛克

《大班》（1986）讲述了清朝末年，在广州和香港两地经商的英国商人领袖史杜（人称大班）与其他商人和清廷间复杂的争斗，最终赢得商战并携手美人归的故事。大班的妻子美薇美丽、温柔、顺从、怯懦，有着典型的中国女性形象特点。然而，在这种地位完全被动，只能依附的关系中，美薇也通过自身的努力在抗争，寻求正式的妻子的身份，而不仅仅是等待大班的施舍。美薇在知道大班喜欢一位白人小姐时特别嫉妒，质问大班：“为何我只能日复一日地在家里做家务，不得见人？” 美薇在大班参加舞会时按照舞会的样式打扮好了自己， 希望能够由大班引领参加舞会，成为社交场合中的一员。而大班见后则大吃一惊，这一惊中包含了斥责、不满和赞许，这一惊也彻底打消了美薇进入社交场合的愿望， 她 “只想穿给你（大班）看”。 美薇后来改变策略，以仆人的身份面对大班，低眉顺眼，时时处处绝对服从，言必称主人，行必屈膝下跪，谦卑之极。更为极端的是，她甚至愿意享受受虐的过程来表达对大班的无限依赖。但是，影片表现出甘当女仆是美薇自觉自愿的，甚至是她逼迫大班 “虐待” 她的，大班即使抽打她，也只是装装样子给外人看而已。她告诉大班，在中国一夫多妻是正常现象，言下之意，美薇不强求做大班唯一的夫人。正是这种绝对的服从与体贴满足了大班对东方女性的想象，后来大班心甘情愿地将美薇正式“封”为夫人，一夫一妻的夫人。美薇从直接争取一个公开场合的合法身份，到后来“曲线救国”一心在家里服侍大班，到最后登堂入室成为唯一的夫人，她没有坐以待毙，表现出以柔克刚的智慧和努力。值得一提的是，“美国的主流媒体，如《时代》周刊，在报道陈冲出演《大班》中的美薇时，耸人听闻地渲染‘中国最红的女明星，曾是中国革命电影中的女英雄，现在扮演最腐朽堕落的洋大人奴婢’，这是‘资产阶级精神污染’的胜利”，可见当时华裔演员好莱坞的尴尬地位，角色扮演成功却得不到社会的承认尊重的尴尬地位。

大班 (1986)5.31986 / 美国 / 冒险 / 达里尔·杜克 / 布莱恩·布朗 陈冲

三、中国女性形象嬗变原因解读 早期好莱坞电影的中国女性形象多为性感妩媚、依附于男人的情妇、妓女、小妾。这不仅是西方男性对中国女性的幻想，也是美国社会对中国的他/她者镜像，有着深刻的社会文化原因。 1949年前的中国对好莱坞而言还只是模糊的幻象。虽然早在元朝时期西方国家就开始了解中国的古代文明，西方真正开始了解中国并形成国家形象认知是从鸦片战争开始的。在一系列的侵华战争中，西方人把中国跟衰落帝国和劣等民族挂钩。对美国大众来说，银幕上的中国就是野蛮、落后的东方景观。在《海逝》中，中国是一个由海岸、礁石、花园、茶花树下的长凳组成的优美剪影。没有人在意它究竟像不像中国，它只是一个由东方少女单方面做出奉献、牺牲的祭坛。而在《龙女》中，中国则凝缩为傅满洲父女在加州的公寓，公寓墙壁上挂着倨傲的龙形图腾，角落里装饰着巨大的陶瓷花瓶，墙边精心摆放烛台香案。这是一个从白人光明理性的世界中隔绝出来的、阴暗而封闭、充满异教徒色彩的空间。这些空间在时间的维度上都是相对静止的，悬浮于充满活力而不断向前发展的西方世界之外。莲花和傅满洲的女儿都是一个静止的剪影，并未能身处历史，更确切地说是西方的历史之中，只有当她们与白种男性发生联系时，无论是逢迎还是对立，她们才体现出了自身的价值和意义，获得行动能力，有了进入历史叙事的机会。 四、结 语 好莱坞早期电影通过塑造边缘化的女性形象，贬低中国文化。但上世纪80年代之后，好莱坞看待中国逐渐有了多样化的视角，东方主义想象正在淡出观众的视野。中国被作为全球化景观中无差别的存在，“中国题材”也被好莱坞所征用，推出了《花木兰》《卧虎藏龙》等叫好又叫座的电影，木兰、俞秀莲、玉娇龙等女性形象深入人心。但近年的“摘金奇缘热”也不难看出好莱坞通过塑造西方化的中国女性，植入其价值观的趋势。而未来好莱坞电影的中国何去何从，还需要更多优秀的华裔导演，在普世价值观与民族价值观之间找到平衡。

《摘金奇缘》（2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