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部队2：大敌当前

1故事情节其实比较简单。为了打击不断滋生的城市犯罪，巴西里约州的宪兵特别警察作战营以超越警察权限的手段，将一个个罪犯据点端掉，毒枭或者被杀或者逃离。BOPE的初衷在于切断腐败的源头——当毒贩不在，当局、议员和警察自然也没了掠取的土壤。但警察的智慧是无穷的，他们发现从老百姓手里收取保护费远比毒枭那儿更为便捷、安全和富足。于是他们想方设法利用BOPE毁掉更多的毒窝，然后由警察自己统治那里。纳西门托发现自己非但没有消灭腐败，反而使腐败变得合法而猖獗。左翼议员弗拉加一直反对对毒枭无节制的镇压，起初是政治倾向的问题，“捍卫人权”。他认为如果不从体制入手，而仅仅依靠打击罪犯，那么“到2081年，超过90%的巴西人将住到监狱里。”聪明的里约州州长、安全局秘书长瓜拉西、拥有巨大人气的电视主播弗图那议员、警察局队长罗卡，这些人共同构筑了一条罪恶的利益链，搜刮钱财的警察为政客提供竞选资金，政客则为他们提供保护伞及合法理由——打击毒贩既便于敛财，还能增加竞选资本。在“系统”里混了21年的纳西门托最后幡然醒悟，与曾经“信奉”的制度做抗争。议员弗拉加从反对刑法、人权高于一切的左翼知识分子，变身试图依靠CPI亲手将政客们送入监狱的革命者……在这样的环境中，无论是罪恶还是正义，统统都会发生改变——而且都朝着对他们而言，不好的方向改变。这里原本存在一个连环套的生物链系统，你以正义的名目介入，正义就会随之而来吗？影片的最后，“小人物”弗图那锒铛入狱，但州长该连任还是连任；警察队长罗卡被取代他的人枪杀，而枪杀他的人是警察局长法比奥——利益链仍然存在，一环都少不了——只不过换了几个人。对于这点，我认为，并不值得愤慨。选择了某种体制，就得面对它所带来的种种恶果，要么在有限的范围内逐渐力求情形好转。要么，你就索性革命。“无论如何，体制化是最最重要的东西。”——《肖申克的救赎》。从本源来看，巴西的政治腐败和罪恶横行并不是多么大的错。2看这部电影之前，如果能够适当了解巴西的历史、政治体制，将很有裨益。作为南美洲最富裕的国家，巴西的国内生产总值进入世界前十。相对比它以葡萄牙殖民地的角色出现，历经并不完整的民主化制度、近20年的军人政权、再到还政于民的再民主化进程，数以万计改革措施和稳定措施不断失败的悲怆窘境，巴西在1994年后至今的不到17年内的经济社会突飞猛进的成就似乎更值得人们去关注。具体到政治体制层面，总统制的权力集中趋势和多党制、联邦制的权利分散趋势必须得到平衡；联邦和各州的权利体系必须得到平衡；自由经济格局发展和人民的民主化需求必须得到平衡……拍一个现实题材的电影容易，把现实问题解决了可难。没有一种体制是完满无缺的，无法做到彻底的平衡之前，当局应该怎么做？我认为巴西政府做得已经足够之好了——哪怕发展的前提是腐败横行。在至为重要的“联邦制”之下，巴西各州政客对本州的忠诚往往远大于对其所属政党及其背后意识形态的忠诚——这与美国形成了鲜明对比。在联邦立法机构中，巴西政客们一定更热衷于本地事务，往往只争取对本地有利的项目，而对该党的全国性事物没什么兴趣。一定程度上说，这种制度本身促进了巴西综合国力的迅猛发展，但也由此无法做到“权力分散”体制应有的相互制衡关系，官官相护、腐败、枪支毒品横行自然满目皆阅。巴西电影很大程度上抨击的正是这样一种体制。从一个维度看，这些巴西电影工作者从小在崇尚自由民主、言论自由的氛围中成长（哪怕在军事独裁政府统治下亦如此），为了更好的保障体制、更稳定安全的社会状态，以及更理想化的民主变革，导演们当然有理由这样做。但换个维度看，这些庞大的“巴西类电影”的问世，本身就足以证明巴西政治的民主化纯粹，要知道《精英部队2》还是该年巴西全国大院线票房冠军，巴西政客对它褒奖有加。3实际的情况是，从1912年巴西电影公司成立以来，政治自由和独立话语就成为巴西电影不可取代的标签，而支撑起这个庞大视角的基因便是充斥于各种影片中的血腥、暴力、枪支、毒品、腐败、镇压、反省和枷锁文化。仔细回想一下你所熟知的巴西电影，上世纪60年代的《痛苦的大地》《贫瘠的生活》《圣保罗社会变奏曲》；上世纪末尾的《巴西公主》《异国他乡》《九月某四天》；新千年之后的《妖姬沙蒂》《入侵者》《奥尔加》，当然还有更耳熟能详的《卡兰迪鲁》和《上帝之城》……你告诉我，这些几乎涵盖巴西电影顶级水准的杰作——哪一部能够跳脱出社会、政治、阶层的窠臼？90年代初期的政治灾难、横亘半世纪之久的经济动荡、军事独裁、种族歧视、毒品枪支和帮派混战、永远腐败残忍的议员军警、永远骄奢腐化的上层社会、永远贫困凄迷的底层人群、永远存在并越演越烈的社会矛盾……但问题是，巴西就一定比别的世界更乱、更乱、更凶险、更恶劣、更令人发指更无法生存吗？巴西电影如此千篇一律的基调和内容，反映的就一定是巴西真实社会的全部风貌吗？显然不是的。4最新出炉的2011年度全球信任度调查报告中显示，中国政府以88%的信任度排名全球第一，巴西、日本、法国、意大利紧随其后。与此同时，新兴经济体与发达工业国家形成了鲜明对比，美国民众对于政府的信任度只有40%。也许许多人会对这个所谓的榜单嗤之以鼻，明显更自由、宽容和平等的美国政府得到的支持度只有咱一半？那没有办法，随机性指数抽样能够满足的只是“科学性”，对付不了我们的某些在网络上骂娘在电视镜头前献媚的分裂的同胞。客观来说，这份榜单仍不失为相对公平的调查：爱德曼位列全球五大公关公司，秉承美国人有一说一的光荣传统，更有“全球最大独立公关公司”的美誉。况且“信任榜”发布在每年的世界经济论坛（达沃斯）开始前，其独立观点的指导性价值尤大。姑不论高居首位的中国特色的“信任原因”，或者美国人业已养成习惯的那一套“高标准严要求”的反骨心态。我们只看巴西百姓对政府85%的信任度，就很难与《精英部队2》的剧情画上等号。既然人家是完全的言论自由，政党制度和联邦制度的离心特质和分散行为十分明显，那么这个调查总归是客观的了吧。“榜单”的另一块商业信任度，巴西高达81%，中国是61%，均远超传统发达国家平均线。与此同时，还有一个对比尤为显得重要，相比较全球民众对商界正面信任度的56%、非政府组织正面信任度的61%，人们对媒体——总在各种独立电影中扮演重要角色的正义使者——的信任度，只有区区49%。怎么回事？和电影中的画面完全大相径庭、南辕北辙啊？电影中正义的左派议员、独立记者和一群突然杀出的骷髅头战士，只能是艺术加工生产线下的产物。事实应该是，政客、警察、商人、毒枭、杀手他们人人混迹于“系统”——BOPE同样也不可能免俗，凭什么这个组织就可以正直、坚定、出淤泥而不染？现实中里约州的BOPE确实腐败了，于是之后诞生了战斗力更强的圣保罗州的PMESP，接着再次腐败。将一部企图直视社会制度问题的影片的冲突点寄望于此，本身就不足以深刻，无非仍然是乌托邦式的隐喻罢了。5我想，这可能也是二十一世纪进入第二个十年后的，一个较为明显的全球化意识形态变革特征。在西方国家，争取民主的方式不再仅仅是游行、聚会、斗争和革命，一种更温和而有效的方式越来越被认同——一定程度上说这也是大多数西方国家在文学、电影审查制度上如此宽容的原因之一。由此，《精英部队2》这部杰出的电影，其在现实意义层面的价值并不能和大多数观者的震撼与触动形成正比。人们似乎开始接受，一方面我们必须在枪支、毒品、暴力、腐败和杀戮中生存，但另一方面——假使你只为追求自由自在的灵魂和衣食无忧的简单生活——那些贪污腐败的政客、杀人不眨眼的毒枭，基本上也不会找上你门前。事实是什么？事实就是，无论在任何一个国度，“审查”未必就一定比“绝对的言论自由”来的蔑视人权；“稳定”也未必一定是个值得抨击的词汇。张口动辄“人权”的国家本身就有黑社会背景，终日不离“人权”的无政府主义者更不值得同情。选票重于一切——虽然已经被无数的文学作品、电影和各种戏剧反复挖苦——但这确实是一个真实而正确的真理。6如果说这部影片存在着对我们的现实意义，我想应该是一个选择题。在政治体制暂时无法改变的前提下，假如多党联邦带来的是公平公正、开放民主、灵魂自由却毒品泛滥、枪支遍野和罪恶横流，假如一党专制带来的是审查四野、游行受制、人权片面但社会安全、效率突激、生活质量迅猛增长。你咋选？无论你在内心深处选择哪一项，皆无不可。但最好不要先护起宝贵的裆，再打着民主自由的旗号抨击一切，这是小愤青。可悲的是，在.CN的广大疆域中，这样的“护裆小愤青”遍地都是。7这里还有一个题外话，我发现中国的大多数老百姓——包括受到高等教育的人，大多数没有明确的政治主张。他们喜欢《波士顿法律》中的一大撮右翼人士，艾伦抑或丹尼；同时他们也对一切看似相亲相爱、温柔动情的左派情有独钟，比如我现在正讨论的一大批“巴西电影”、比如柯本的音乐、萧红的小说——可最大的问题是，他们自身其实并不是什么中间派人士。他们不懂得政治、信仰、自由甚至起码的社会学知识，可他们偏偏喜欢议政论政批政，只要有机会人人愿意参政主政。如今人人都在网上骂政府骂官员骂制度，其实别的国家的人民也骂。但人家骂是为了获取更具体的民主形态，我们骂纯为个人发泄。鲁迅先生曾数次提及“民族劣根性”，我认为当下倘使有“劣根性”这玩意儿，概莫如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