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摇篮

1929年，毛泽东抵达福建龙岩，却遭到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在生死攸关的时刻，多亏老乡背着他逃出生天，然而在上杭他的肺结核病情愈发严重，乡亲们甚至准备好了棺材板。就在此时，陈毅从上海辗转托人带来奎宁药，终于治好了毛的重病。 福建上杭的古田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次重要转折点。这次会议总结了中国工农红军自成立以来宝贵的经验，创造性地解决了如何建设无产阶级新型人民军队这一根本性问题。它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力量发展史上，起到了长期而深远的指导作用。在那里，诞生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一光辉著作，它不仅指明了革命的光明前景，消除了党内和红军队伍中对革命的悲观情绪，更重要的是进一步丰富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基本形成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伟大理论。 面对蒋介石的命令——何应钦发动第四次闽赣粤会剿，毛军展现出了高超的战术智慧。他们巧妙地将敌军吸引到古田，敌动我亦动，为朱德争取了宝贵的时间，先后转战赣州。敌军对剿共并不积极，自扫门前雪，最终使得闽军不得不撤兵。 在赣州东固，老百姓挖壕沟以作防御，为了支持红军消灭敌人，江西的曾山带领百姓将禾草放入壕沟里，巧妙地利用人民战争打败了敌军。这种紧密的鱼水关系使得红军在战场上屡建奇功。毛泽东在一次前委会上笑着说，共产党的成功靠的是团结和总结。当时邓子恢提到正值蒋桂战争之际，是发展革命的大好时机，因此毛泽东没有参加上海的苏代会。 中央召开全国苏代会时，由于周恩来到苏联洽谈工作，名义上由向忠发负责，但实际上主要是李立三在出谋划策。他对毛泽东提出批评，认为其持有保守主义和游击思想。他安排特派员王以农传达苏代会精神，要求红四军整编为红军的第一军团，攻下南昌、屏蔽武汉、威迫南京。尽管邓子恢据理力争，坚持认为不能丢弃革命根据地，但却被扣上了“右倾主义”的帽子，被撤销了职务。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不得不执行中央决策，前往南昌视情而定。 彭德怀率领红三军付出了巨大的牺牲，成功攻占了武汉与长沙交界处的岳州。然而，接下来的行动方向却陷入了迷茫。中央决策层决定攻打武汉，但考虑到城池坚固、长江正值涨水期以及南湖水位泛滥等不利因素，攻打武汉无疑是一场生死搏斗。就在此时，北方军阀混战为红军提供了转圜的余地，于是他们转身向长沙发起进攻，并最终成功占领了这座省城，这是红军首次占领如此重要的城市。 蒋介石调集更多兵力意图夺回了长沙。朱毛率军抵达黄茅，红一军团全歼围敌，实现了与红三军团的历史性会师，两军合编成立了红一方面军，总人数达到了三万之众。李立三指示红一方面军再次攻打长沙，全军士气高昂。尽管共产国际已察觉到其中可能存在的盲动精神，但李立三仍坚持强攻策略。不幸的是，这导致红一方面军在战斗中折损了大量军士，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在如此严峻的时刻，子珍将女儿托付给百姓收养后，本想寻找毛在长沙的三个儿子，得知长沙已失守，她毅然投入到战斗之中。 何键在长沙杀害了杨开慧（之前宣布早已杀害），并掘毁了毛家族祖坟的恶行激怒了全军，子珍更加劝说攻打长沙。但毛泽东拼死劝阻，他明白何键是在用激将法诱使红军送命。他果断地提出撤围长沙、改攻吉安的战术调整。 与此同时，周恩来和瞿秋白回到上海。南京暴动中牺牲了一百多名党员，饮马长江的行动又使得几千名同志壮烈牺牲。党刊上公开揭露了李立三的错误路线，李立三也主动要求在大会上做自我检讨。周恩来等人深刻认识到毛泽东的重要作用，将他纳入中央政治局的核心成员。 为了应对蒋介石发动的围剿，毛泽东提出了诱敌深入、以退为进的战略方针。虽然这一策略在一开始遭到了部分将领的反对，因为它意味着苏区可能会遭受浩劫，但彭德怀却坚决支持毛泽东的策略，并成功说服了部队渡过赣江。就在这时，富田发生了兵变事件。为了防止蒋介石的AB团渗透，党内开展了肃反工作。然而，李韶九却借机扩大影响，错误地将许多军事领导都打成了AB团的嫌疑分子，加剧了兵变的形势。 在此期间，富田事变的主要参与者丛永中模仿毛泽东的笔迹写信给古柏，信中声称要剿杀朱德、彭德怀和黄公略等人。这封信如果被误信，将会给红军带来灭顶之灾。幸运的是，彭德怀等人看穿了这封伪造信件的真面目，坚信毛泽东的人品和忠诚，及时识破了敌人的奸计。在彭德怀的带领下，红军成功歼灭了富田的敌人。面对这一事件，毛泽东展现出了宽宏大量的胸怀，原谅了邓萍（扣押了毛）等人的过失。 而共产国际则要求李立三到苏联接受处理，米夫等人趁机借批判李立三事件来清除异己，企图将那些不够坚定的右倾主义分子（包括瞿秋白等）从党中央驱逐出去。然而，周恩来等却坚持团结同志、不究过去的原则，自愿请求前往苏区前线作战。最终，在1931年1月，米夫安排自己的学生王明、博古等人取得了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 首次反围剿之际，正值江西雾气弥漫。两岸的国民党军队为争夺东固之战的首功，彼此间沟通不畅，竟发生了误轰，这场闹剧令人哭笑不得。然而，他们随后又犯下更为残忍的错误——屠杀无辜百姓，意图引诱红军现身。面对此计，红军巧妙地运用了诱敌深入的策略，如同将敌军引入预设的口袋之中。在短短五天内，红军消灭了两个师，并成功俘虏了一名师长。这一胜利成果得到了共产国际的高度认可，苏区中央局也在朱毛的影响下应运而生。 在第二次反围剿中，蒋介石动员了二十万大军，企图一举歼灭仅三万人的红军。与此同时，中央层面也相继派出项英、任弼时和瞿秋白等人前往苏区，商议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政府的大计。然而，项英与毛泽东在作战策略上产生了分歧，他主张向四川转移，这一观点也得到了中央派来的大多数人的支持。但周恩来坚持要更多地听取朱毛的意见。 在那个时期，周恩来等人在中央特科从事着隐蔽而关键的情报工作，为苏区提供着至关重要的信息。不幸的是，顾顺章的叛变给组织带来了不可估量的损失，陈云在此之后接手了特科的工作。更令人痛心的是，就连中央负责人向忠发也背叛了共产党，而那些坚贞不屈的英雄如恽代英、蔡和森，最终都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在这样的背景下，周恩来到了中央苏区，与朱毛并肩作战。 蒋介石还秘密派遣特务渗入红军内部，企图刺杀朱毛两位领袖。幸运的是，红军及时发现了这一阴谋，并了解到他们以“三堆火”作为轰炸指挥部的信号。于是，红军故意点燃了三堆火，结果国民党军却轰炸了自己的部队。朱毛凭借出色的军事才能和巧妙的战术安排，连续攻取三元，彻底粉碎了敌人的围剿计划。二十万的国民党军在朱毛的巧妙策略下溃不成军。从此，中央的同志们对朱毛的军事才能深信不疑，他们在后方紧锣密鼓地筹备一苏大的相关事宜，而朱毛则负责前方的军事行动。 到了第三次反围剿时，蒋介石甚至携同德意英的军事专家亲临南昌前线督战，调集三十万大军发动猛攻。但红军全军更加紧密地团结在毛泽东的旗帜之下。面对蒋介石的劝降手段，黄公略的亲戚试图说服他归顺，但黄展现出凛然正气和大义灭亲的决心，最终在激战中英勇牺牲。然而，朱毛依然凭借着他们的智慧和勇气取得了最终的胜利。 当时，邓小平本被委以重任担任红七军的前委书记，但由于交通线被切断，他选择留在瑞金担任县委书记。他努力纠正前任留下的不良风气，使瑞金得以逐步恢复元气。同时，朱毛的胜利也使得赣南闽西连成一线，为我们的事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然而，临时中央的王明对毛泽东展开了严厉的批评和指责，认为他缺乏明确的阶级路线，并扣上了经验主义的帽子。王明重提城市暴动的策略，而毛泽东则坚持自己的独特见解和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并未接受中央的批评。在中央苏区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由于王明路线的错误导向，毛泽东的正确政治路线和军事思想被否定。中央另立中革军委，从而剥夺毛泽东的实际军事指挥权。尽管毛泽东就任了1931年11月7日在瑞金成立的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主席，但实际上他的政治生涯陷入了低谷。 有一个插曲值得提及：在瑞金召开的苏代会上，长汀摆出了一个假“肉骨头”的大会场，结果蒋介石军队去轰炸了这个假会场。 当时日本已侵占东三省，民怨沸腾，而蒋介石采取了不抵抗政策。中共对外宣言主张抗日，成功策反了原冯玉祥部队（主官都是爱国将领）的蒋26军团，他们在宁都起义后编为红16军，表示愿意北上抗日。粤方、沪方的中央委员也联名要求蒋下台，迫于压力，蒋只好通电下野。 中央苏区书记周恩来抵达瑞金后，中央局坚持要求攻打赣州。然而，朱毛却主张动员赣州四周的百姓，通过逐步搬掉城墙砖块的方式而非直接强攻来夺取城池。彭德怀则主张带领三军团直接攻击赣州以维护周恩来的权威。于是，毛泽东满怀无奈前往东华山寺庙休息。而此时淞沪之战已经打响，蔡廷锴等将军积极抗日，苏维埃政府也宣布加入抗日行列。 由于彭德军的腹背受敌以及赣州城墙的坚固防御，红军八次冲锋均告失败，损失了一千多战士。他们转而采用挖坑道的方式来炸毁城墙，但国民党军利用盲人听音的方法破坏了六条地道，并修筑了第二道防线。在这场艰苦的战斗中，三千多名红军士兵牺牲，其中有两名师长。敌军还架设浮桥增援，城内已有三万兵力，内外夹击三军团。 在这样的背景下，大家更加佩服毛泽东对战场形势的精准判断。副主席项英亲自邀请毛泽东出山指挥战斗。毛泽东立刻赶往电台下达命令调五军团解围，使得彭军团得以突围求生。 然而，中央局的同事们仍坚持要求继续攻打赣州。聂荣臻对此表示强烈抗议，认为这是盲目的胡乱作战。 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提出应根据敌强我弱的实际情况，选择在敌人的薄弱环节发展，采取外线作战的策略——即发展赣东北和闽西北以扩大苏区范围，只有这样才能逐渐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虽然中央坚持指示要夺取赣江中心城市，周恩来等人也支持这一指示，但毛泽东无奈又愤怒地指出：“这是一条路走到黑。”朱德提议红军分三路进攻，其中毛泽东随林彪中路军一同行动。 此时，蒋介石使用离间计，发布报纸声称“伍豪等人脱离共产党”，并用启示来污蔑周恩来。毛泽东站出来用苏维埃政府的名义为周恩来辩护，澄清事实真相。 毛泽东建议林彪率领部队改变行军路线，东进福建以开辟新的战略区域。朱德与周恩来对此表示赞同，并决定由毛泽东统一指挥中路军。由于情况紧急且中央回电尚未到达，毛泽东果断采取先斩后奏的策略（后来这一决策得到了中央的认可）。他安排工农武装从侧面协助东路军，以确保其无后顾之忧。在进军龙岩的过程中，当地百姓纷纷提供粮食支持，周恩来主动请缨担任后勤部长，亲自搬运粮草。随后，红军成功消灭了张贞的军队，顺利占领漳州（当时福建的第二大城市），从而获得了大量战利品和筹款，包括电灯、电台、飞机、武器等珍贵物资。尽管有人暗杀针对朱毛等人，但战士们凭借着机智和勇敢成功化险为夷。 事与愿违的是，博古却以中央的名义对毛泽东的决策提出尖锐批评，指责他违背中央指示，扣上狭隘经验论和机会主义的帽子。他还声称苏维埃政府没有权利为周恩来辩诬，并认为前三次反围剿的战略完全错误。面对这样的指责，毛泽东坚守真理，不为所动，立即给中央回信阐明自己的观点。 此时，蒋介石与日本签订停战协议，全力致力于剿灭共产党。在南雄水口，他部署了十个兵团对抗红军。面对强大的敌人，红军五军团伤亡惨重。东路军不得不回师赣南。 为了应对当前的局势，周恩来提议任弼时临时负责苏区中央局的工作，但中央局却拒绝给予毛泽东军职，只要求他以政府主席的身份随军行动。经过多次联合请示，中央局最终同意让毛泽东担任总政委，但仅限于发言权而不涉及决定权。 中央局坚持要求渡过长江攻打吉安，解鄂豫皖苏区之围。但毛泽东根据形势判断，认为敌军已在吉安增援至四个师，因此提出了改变作战方案的建议。他主张集中主力攻击弱敌，再次采取了先斩后奏的策略。在夺取宜黄后，红军得以休整。 在接下来的第四次反围剿中，蒋介石动员了四十万大军进攻赣南苏区。中央强行命令红军进攻永丰县城以策应其他地区的战友。但毛泽东认为红一军与永丰相距甚远，迅速出击效果有限，因此他主张向周边扩张，并提供退兵之策给贺龙等人。然而，前后方的意见并不统一，导致中央局的同志来到前线进行批评，甚至给毛泽东扣上了政治帽子，给周恩来扣上了调和主义的帽子。 宁都会议是在敌强我弱的背景下召开的，它标志着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积极进攻战略与毛泽东代表的积极防御战略的激烈碰撞。这次会议剥夺了毛泽东对红军的领导权和指挥权，不仅给红军前线造成了困难局面，而且成为后续反围剿失败和中央苏区丧失的重要因素之一。 尽管如此，在周恩来的带领下，红军按照毛泽东的战略思想成功打下了赣东北数城。当红军打到外线时，蒋介石的整个作战部署被打乱。在运动战中歼灭数千敌人的同时，也付出了赵博生、黄公略英勇牺牲的代价。 国民党成立的上海行动局不断抓捕临时中央的负责人，这使得博古等人要求转移到中央苏区去。与此同时，共产国际的米夫还指使与毛泽东展开斗争。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央局竟然不允许共和国主席参加周年庆典，迫使毛泽东只能在长汀家中养病。同时，王震所在的红八军，按照毛泽东的军事部署，在中央红军吸引国民党主力的时候，巧妙地拉到湘鄂边界开展运动战，为战局带来了新的希望。 博古与洛甫抵达苏区后，将临时中央局与苏区中央局合并成立了新的中共中央局。然而，他们似乎忽视了人民对毛泽东的深厚崇敬之情。当看到福建省委书记罗明积极从事游击战争时，他们却产生了强烈的反感，随即“隔空打牛”，发起了针对罗明路线的斗争。他们认为罗明违背了中央的进攻策略，犯下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并将邓小平等人一并归为罗明主义者，将他们发配到边远地区进行劳动改造，同时持续不断地对他们进行批判斗争。 在博古的指挥下，强攻南丰的行动导致了惨重的人员伤亡，其中彭德怀军队的一名师长和两名团长不幸牺牲，共计400多人受伤。面对蒋军的增援力量，红军将面临四个师的三面合围之势。在这关键时刻，周恩来与朱德果断决策，将强攻改为佯攻，迅速撤出南丰向黄陂转移，通过运动战歼灭敌人。林彪则成功攻克了蒋军增援的三个师，取得了重大胜利。与此同时，红十军与中央红军紧密配合作战行动，成功地将中央苏区与闽浙赣边区连接在一起，使得红军的力量得到了极大扩充，人数达到了8万多人。 在蒋介石军队的狂轰滥炸之下，苏区陷入了深重的苦难之中，王嫁祥不幸受伤。与此同时，博古等人对毛泽东的分田政策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他们坚持共产国际的观点，认为不应给地主分配田地，而应把坏田留给富农。然而，毛泽东深知中国的实际情况，他提出应该根据中国的特点来调整土地政策——“抽多补少，抽肥补瘦”。当毛泽东来到闽西永定土楼时，他与省主席张鼎丞深入交流了土地问题。毛泽东强调，如果不给地主分田，他们将失去生活来源，很可能铤而走险，结伙上山为匪。这与苏联的情况截然不同，中国是在白区的包围之中，过于激进的政策反而可能助长反动势力的气焰。 一天，土匪攻打到土楼附近，毛泽东却出人意料地与土匪首领进行了谈判。他提出的条件是给他们分土地，但不收缴他们的武装，并要求他们不得向老百姓和红色政权开枪。这一举措使得土匪对红军产生了深深的感激之情。然而，博古却再次与毛泽东的意见相悖，他指责毛泽东的这一做法推翻了土地革命的胜利成果。 在此期间，蒋介石加紧了对苏区的经济封锁，导致苏区物资极度匮乏，尤其是医疗物品、洋布、食盐等必需品。面对这种困境，红军不得不采取一系列措施来稳定金融和经济秩序。蒋介石派遣了两名经济特务深入苏区内部，散布虚假消息称红军战败，致使纸币贬值，引发民众恐慌，纷纷前往银行挤兑以求兑换银元。然而，在林彪和彭德怀指挥的胜仗之后，他们迅速将缴获的钱财和物资运回，通过展示丰富的金银财宝，并向民众说明只能使用苏维埃钞票进行兑换，才成功地消除了民众的顾虑。红军在捉拿到这些特务后，向民众揭露了他们高价倒卖银元、扰乱经济的行径。随后，通过发表文章大力宣传苏维埃政府的信用，有效地稳定了金融局势。 在面对农产品销售困难和外部贸易受阻的情况下，陈云提议以政府的名义建立贸易站，允许自由贸易。这一创新性的举措极大地促进了苏区的经济发展。在面对国民党军哨点对小商人的频繁攻击时，毛泽东提出了与十九路军开展大规模贸易的策略。由于十九路军的蒋光鼐和蔡廷锴因淞沪之战不受蒋介石待见，被调往福建且军饷不足。而赣州钨砂生意的背后势力与蔡廷锴有着深厚的关系。因此，与这些掌握实权的势力进行大宗交易更为安全和有利可图。在彭德怀率领的东方军势如破竹地连克六城后，十九路军接连败退，军心浮动。在此背景下，蒋介石要求严查十九路军，这也促使十九路军选择与苏区合作。苏区则以其独特的方式——用钨砂换取食盐、布匹和枪支弹药等重要物资，并由十九路军负责护送，十九路军同时向蒋介石报告所谓的“战损”。 在教育方面，苏区大力推广免费教育，使得入学率达到了惊人的81%。这种教育模式不仅让儿童接受教育，还鼓励他们回家后教授家长，形成了识字教不识字的良好氛围，有效推动了扫盲工作。此外，红军中还流行着红色话剧表演，这些生动有趣的演出不仅丰富了军队文化生活，也进一步坚定了战士们打倒反动派的信念。 至于内部事务的处理，工农检察部接到了多封揭发总务厅副厅长左宝云贪污奢靡行为的群众举报信。经过最高法院审理后确认其罪行属实，此案成为了红色中华反贪的第一大案。此后，所有涉及贪腐的案件都会被公开报道，并着手成立专门的纪检监察机关以加强监督和管理。同时，苏区也面临着内部政策的调整和完善。尽管颁布了《劳动法》，但由于成本过高，许多雇主无法负担，这使得政策与实际情况严重脱节。针对这一问题，毛泽东等领导人进行了深入的调查和研究，及时纠正了这一错误。 在第五次围剿中，蒋介石汲取了德国军事顾问的建议，摒弃了以往的长驱直入战术，转而采取堡垒战为主的策略。这一策略的核心是密集修筑堡垒，以守为攻，通过四面合围的方式逐步推进，并在过程中不断修建新的堡垒以增强防御力量。与此同时，共产国际派遣了德国军事顾问李德前往苏区，博古将军事指挥权完全交予李德。 此时，蔡廷锴率领第十九路军宣布倒戈，欲联共反蒋抗日。经由陈培公的牵线搭桥，第十九路军与苏区达成了相关协议。起初，博古对谈判持积极态度，但受到李德的反对后，他便改变了立场，声称这是军阀的诡计来迷惑人心。洛甫认为不应该盲目追随李德的意见，而应该作出独立的决策，他认为毛泽东提出的由战略防御转为战略进攻的观点是有道理的。但是博古坚持代表党中央不与十九军合作，并发布了公告，仅仅两个月后，蒋介石就镇压了福建事变，导致第十九路军解体，蔡廷楷等人不得不流亡香港。 博古对毛泽东怀有深深的敌意，指责他与中央政策唱反调。他不仅阻止毛泽东参加五中全会，还无视党的组织原则，私自决定新政治局的人选，并向共产国际报告，企图让洛甫取代毛泽东担任苏维埃人民委员会主席，从而架空毛泽东的影响力。此外，他还将洛甫排斥出中央委员会的决策层。幸运的是，共产国际对毛泽东的评价是积极的，坚持增补毛泽东同志为政治局委员。 毛泽东深入长冈乡进行调查研究，为即将到来的二苏大的召开做准备。乡长毛泽覃深受老百姓的赞誉，他们纷纷称赞他作风优良，自愿带着干粮为群众办实事，体现了深厚的鱼水情。在二苏大会上，毛泽东发表了以群众为中心的政府工作报告，赢得了代表们的热烈喝彩。相比之下，博古却认为这是微不足道的小事，甚至用“农民观念”来形容。周恩来和洛甫都对毛泽东遭受的不公正待遇感到极度愤怒。博古试图调姜有田副连长离开毛泽东的警卫岗位，前往前线作战。然而，姜有田坚决拒绝了这个安排，他宁愿担任赤卫队队员，也要坚定地保卫毛主席的安全。 蒋介石动员了百万大军，发起了声势浩大的第五次围剿。黎川不幸失守，李德顾问坚持认为不能依赖游击战术，而应采取集中对集中的战略、堡垒对堡垒的打法。然而，后方指挥的李德和博古因不了解实际军情，频繁发出错误的指令。前方周恩来、朱德和刘伯承等将领被剥夺军事指挥权，红军英勇奋战，但仍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博古甚至计划将毛泽东与周恩来一同送往莫斯科养病，但毛泽东坚决留下。同时，他也负责安排筹粮扩红的工作，陈毅成功地扩充了三个师的力量，展现了他的卓越才能。 在短短几个月内，中央的大部分根据地相继丢失，红军遭受了惨重的损失。大部分苏区遭到了反动派的残酷洗劫，武装割据的局面岌岌可危，苏维埃政权面临着空前的危机。毛泽东痛心疾首地指出，博古和李德的错误是不可原谅的。历史终将证明，生搬硬套苏联的经验在中国是行不通的。 瑞金的门户广昌被敌人攻破，李德却将战败的责任归咎于彭德怀的撤退行动，而不是自己这个外国人承担责任。顾作霖，一个曾固执己见甚至扬言要以组织路线处理毛的人，在26岁时病逝，终于深刻认识到自身的错误，并确认了毛泽东路线的正确性。当毛泽东试图与李德沟通时，后者却断然拒绝，并将战败归因于红军的游击问题。 毛泽东亲自前往前线，指挥方强率军队坚守会昌阵地后有序撤退。在此期间，姜有田为保卫毛主席壮烈牺牲。然而，李德和博古竟将方强等人扣押起来。此时，北、东、西三面已被封锁，仅留下会昌这个南大门作为突围外线的通道。毛泽东欲利用陈济棠军与老蒋之间的矛盾，派何长工谈判借道向西转移。 毛泽东突患重病，昏迷七日才苏醒过来。博古三人团原本拟定让毛泽东留守瑞金，但在周恩来的力争下修改了名单。福建长汀的松毛岭是中央苏区的最后屏障，当地居民为了掩护中央红军的安全转移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付出了巨大的牺牲。 在艰苦的战争岁月中，毛泽东与贺子珍所生的女儿毛金花在闽西失踪，儿子毛岸红也下落不明。中国革命的精神就像漫漫长征之路一样艰难而坚定。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和军队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诞生地出发，历经遵义、延安、西柏坡等地，最终于1949年10月1日在新中国成立的光辉旗帜下汇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