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特勒：恶魔的崛起

“希特勒”现在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人名了，被赋予了太多的符号化的象征，不论是前几十年的单纯恶魔化还是近些年来的一些新思考（尽管在某些方面改变了希特勒纯恶魔的形象，但仍然缺乏人情味儿，学术气太重，希特勒不被当做一个人而似乎是一种虚构的人格符号来研究。）。本文下面结合影片和希特勒其人主要阐述两个问题：一，以研究一个人的视角来研究希特勒。二，从同学们对影片的认识来分析希特勒式形象在我们周围出现可能会引起的反应。一， 以研究一个人的视角来研究希特勒。l 希特勒的性格在精神层面上总体是偏执的，这种偏执恰恰与中国传统所强调的中庸精神是对立的。希特勒的性格是不讲究调和的，有一种始终如一的贯彻性，就像在影片里的一个情节所表现得那样：希特勒坚决不同意为了党派合作壮大势力而对自己的纲领做丝毫的修改。这种性格使得希特勒可以执着的坚持个人目标，当然，从另一个方面讲，这种执着所带来的不仅仅只是某种类似于坚定的品质，还有残酷，不惜一切代价。从这一点上讲，希特勒的性格倒是具有德国人的某种特质，虽然不总是智慧和理性的作出决定，可是一旦作出某种决定，总是坚定不移地走到底。德意志也许并不总像德国国歌里吟咏那样：Deutsch uber alles(德意志高于一切)！但德意志却应该是忠诚的，但忠诚有时可以是非理性的。其实这种精神的执着性并不是希特勒的特性，应该讲这种执着应该是一切某种专才所共同需要的品性，如果说这种执着就是“希特勒”的话，那么这就该是一个遍地“元首”的世界了。中庸可以缔造一些社会性的天才，感性的分析与协调，用通俗的讲法就是情商很高，善于交涉，外交家大部分可属于此类；偏执混同始终如一的贯彻性使人能够缩进自己的小空间里长时间思考一性问题，很多专项人才都出于此类，比如科学家和一些文学家或者哲学家。当然这也不是说要鼓励我们努力中庸或者努力偏执，因为极端的中庸和极端的偏执都是在社会系统中要被滤过反对的极端成分，除极少数特定情况下成就某些领域的大师外，大部分这类人都被社会系统所遗弃。l 上文所提到的偏执而始终如一的贯彻性具象化到希特勒身上还带有一种所谓“精神纯性”。主要是两个方面：服从的纯性和领导的纯性。希特勒是一个有精神洁癖的人，对于自己所尊崇的思想和主张会不遗余力的支持捍卫，对于自己所憎恶的东西确是会以毫不留情的方式去扫除。服从的纯性在希特勒这里主要体现在希特勒的民族荣誉感，对德意志祖国的爱恋和作为一名士兵的服从意识。影片在刚开始的有关一战的一部分中就可以对比出希特勒和其他士兵的区别。希特勒对战争那种由衷的热爱，对于铁十字曼图亚饰章的尊崇，使得他在作为一名士兵的角色时无愧于他的誓言和荣誉。领导的纯性在希特勒这里主要体现他对于领导权的果断的争取和把握，领导的纯性是保证希特勒个人“精神纯性”能够实现的前提。其他人的意见其实都是不重要的，希特勒个人拥有的精神信仰就是他所有的一切，否则希特勒就会觉得精神受到了“污染”。对于罗姆和冲锋队的清洗，对于施特拉塞一切建议的排斥，对于犹太人的屠杀都是在这种个人“纯性精神”的引导下完成的。总的来讲，希特勒的偏执和始终的贯彻性需要通过“精神纯性”来实现。希特勒的领导和服从的都是个人偏执的空间，并在实际行动中始终坚持。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其实不乏有这样的人，他们有自己的行为准则和内在思想并且能始终坚持，可能是积极地也可能包含某些可怕的东西。他们并不同所有人都交好，而是“道不同不相为谋”，为人不够圆滑，不是中国传统上所说的“聪明人”。但是他们往往会更加执着坚持更有韧性，在特定的环境下可能会有惊人的执行力。其实，在混乱的年代里，那些伟大或者邪恶的人又有哪个是靠圆滑精明成就事业的呢？l 淡去精神层面的问题，希特勒有着一种对事物宗教式的崇拜或憎恶，具体表现为一种强烈的控制欲。瓦格纳的音乐，德意志的神话和非理性哲学等共同构成了希特勒性格的神龛。对于这些事物，希特勒是有宗教式崇拜的实际上已经上升到了膜拜的程度，而且在接受一切新知识新事件时，他也总是选择性吸收或者选择性解释。对于事物强烈的爱或者恨都是通过极端的控制来完成的，当他把一件东西抓到手里，那么那就成了他的奴隶，他的外甥女的悲惨境遇似乎就是这种性格的写照。其实很多艺术家和哲学家都是有这种宗教式的控制欲，尼采抑或梵高。二， 从同学们对影片的认识来分析希特勒式形象在我们周围出现可能会引起的反应。l 第一种想要提到的就是我们青年学生中经常出现的“愤青”形象，带有一种类似犬儒主义的倾向，习惯批判一切，怀疑一切，好像这样就是有个性，有思想。他们讥讽那些在影片里追随希特勒的民众，觉得他们傻得可笑，但却从不考虑当时的德国人民生活上确实已经存在的窘况，也不能提出任何比希特勒更好的能够解决德国当时社会问题的手段。一味抱怨是不能解决问题的，一味嘲笑是不能够抬升自己的，也许接受高等教育的学生们不应该只习惯于用着高级的电子设备挑刺儿讥讽，至少该在见解上比菜场上家长里短的大妈更有创建性。前希特勒时代的德国人民生活的拮据，社会经济的崩溃是客观事实，民众必须谋求某种改变，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为德国人民提供了危机的一些解释（像犹太人的破坏等等），同时又提出一些使民众获益的纲领，事实上也在上台以后确实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德国人民生活的窘况。这样一来，如果站在当时民众的立场上去思考，纳粹的反对凡尔赛条约的一系列决定就很有煽动性了。同样，在1919年的中国，我们的学生和社会各界不也一样是运动如洪波涌起吗？愤青最大的问题还不是讥讽或者不满，而是自私。自私使得愤青们不只是对各种社会现象不满，在彼此的交流中也是不服气的，总觉得自己的主张就是一切（这点有点像希特勒，但却缺少希特勒那种始终的贯彻力和精神的纯度），结果就是一种分散在社会各处的聒噪。任何一股社会洪流来临，这些相互独立自私的愤青们就会被无情的冲散，他们不会是洪流的引领者也不会有人让他们作新社会思潮的同盟军，他们永远只能是被扫荡的角色。l 在我们学生中间更广泛存在的是一种看客视角，旁观者心态。人们不再严肃的对待本来严肃的近乎残酷的历史，而是以一种李普曼描述的“娱乐至死”的心态来看待一切。希特勒那蛊惑千万人的演说，在这些为数广泛的看客眼中只有卓别林式的滑稽。他们其实没有明确的立场和观点，也没有独立思考的视角，依靠在群体中来生存。对于他们来说，一切与自己没有切身瓜葛的东西都被当做娱乐性的存在，其实在本质上还是表现为一种自私。有人可能会认为，这样的群体的存在是很难被像原有的希特勒那样的宣传所煽动。事实恰好相反，当面对希特勒那种尼采式的强力意志出现并且直接作用于看客群体时，他们却是软弱的。因为他们本来就缺少坚定的立场，以娱乐的心态来看待一切，现在一种强力意志被作用于他们之上时，一种理性以外的盲从就在看客中间蔓延开来。这些人嘲笑书籍和影视作品中希特勒的滑稽可笑，但当一个新的希特勒式人物降临时，他们是第一批盲信者。希特勒首先是个凡人，不是恶魔，只有这样看待希特勒，才能分析出他的性格精神与行为的某些关系，他的偏执，始终如一的贯彻性，精神的洁癖和对事物极强的控制欲等共同形成了希特勒人物性格的内在要素。从这个层面上说，希特勒不一定只是个特例，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下，这样的人是可以再次产生的。我们青年学生对待这种人物及其连带现象的态度不该是讥讽也不该是娱乐地旁观，而应理性的去认知，学会用一个独立的灵魂去发现。这样，即使是希特勒本人再现，我们也不会忧惧无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