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莉娜點點頭心想，他們倆真是幸運！」律師作家費迪南‧馮‧席拉赫（Ferdinand von Schirach）在短篇小說〈幸運〉的結尾寫道。看完小說，我不禁想：真的只是幸運才讓他們倆免於罪責嗎？德國導演多莉絲‧朵利（Doris Dörrie）顯然有不一樣的看法。將文學作品翻拍為電影是電影工作者時常採用的創作方式，因為只消把文字轉化為影像畫面，提供觀眾一個立體化的聲光世界即可。不過，看似簡單的改編工程其實還是有其難度存在。如果使用的素材為長篇小說，那麼必須有所刪減、取捨，這難免會產生疏漏之遺憾；如果是短篇小說或散文，則需加上延伸、擴展之工夫，為故事另闢蹊徑，增添血肉，多莉絲‧朵利的新作《罪愛妳》便做了很好的示範。收錄於《罪行》（Verbrechen，2009）一書中的〈幸運〉篇幅極短，作者以不過幾頁的內容就將故事說完，而且文字的風格十分理性且冷靜，幾乎是不帶任何個人情感的敘述，如同單純紀錄事件一般。不過，相同的故事交到多莉絲‧朵利的手上便出現迥然不同的改變。她的影像色彩飽滿且鮮明、情感豐沛卻不濫情，並以抒情的角度說理，更能引發觀者內心的共鳴。電影的劇情集中在流浪漢卡雷（Vinzenz Kiefer飾）和非法移民伊莉娜（Alba Rohrwacher飾）身上。同樣背負著不堪回首的過往，漂泊、居無定所的兩人邂逅於柏林街頭，在一次意外之後，他們之間產生連結，進而同居、相戀。然而，某天伊莉娜的客人在性交易的過程中突然暴斃，為了保護伊莉娜，卡雷在情急之下將屍體大卸八塊，並埋在公園裡的隱蔽角落。只是，埋了屍體，埋得住曾經發生過的事實／罪行嗎？「沒有人是有罪的。」在電影開頭的畫面中有這麼一句話；有趣的是，在中文版的《罪行》封底寫著：「每個人都可能犯下罪行。」兩句話看似衝突，卻又同時適用於卡雷和伊莉娜身上，這就像中文片名將罪與愛兩個毫無關聯，甚至對立的字眼並置那樣弔詭。罪是什麼？我想導演無意去深入探討這個無解的問題，但是她認為愛可以使罪獲得寬恕，一如《路加福音》中曾提及：「他的許多罪都赦免了，因為他愛得多；但那赦免少的，是他愛得少。」用愛來解決所有的問題似乎過份天真，而且有簡化問題之嫌，不過，就像律師的妻子所問：「你會為我這麼做嗎？」為了愛，我們究竟可以走多遠？或者，我們只能避開問題，感嘆：「愛情的力量真大。」導演採用溫柔、優美的女性視角讓電影滿溢著感性氛圍的同時，也不忘以理性的角度來鋪陳，只是有些伏筆和線索的安排略嫌明顯，譬如：影片進行間不斷強調卡雷不吃肉、怕血，之後卻為愛肢解屍體，弄得自己滿身鮮血，前後的對比實在刻意了些；伊莉娜不時向卡雷提起自己想將尋芳客們殺死，彷彿是為後面的尋芳客之死做預告。除此之外，片中更有意無意地處處提點「幸福」的母題，讓觀眾少了意會的趣味，著實可惜。過於用力的刻畫工夫，手痕歷歷，容易使人從劇情中抽離，將注意力轉移至這些人工雕琢的痕跡上；不過，倘若運用得宜，便會顯現出不俗的力道，真實與虛假的二元對立即為一例。在伊莉娜的生活中處處可見「虛假」的事物，諸如：假花園、假草皮、假鹿、假羊等等，這些東西過去都曾「真實」地存在她的生活裡，如今卻化為虛假的東西，如同伊莉娜在德國是不被認可的存在──虛假的存在──一樣，這是為什麼？或許是戰爭的傷痛太過「真實」，讓她在不自覺當中躲入「虛假」的保護罩裡，以為藉此可以不再使自己受到傷害。矛盾的是，人總喜歡從虛假中找尋真實的情感。尋芳客每次花錢找伊莉娜解決性需求時，都習慣向她抱怨東、抱怨西，彷彿企圖從陌生人──戴假髮、畫濃妝的「假人」──身上尋求一絲慰藉，縱使他們的關係是建立在金錢與性之上，而他能換得的不過是伊莉娜那盞愛心燈飾而已。看似有愛，實則無愛，導演的諷刺之意不言自明。然而，對伊莉娜而言，她只能選擇相信，「我必須相信，否則我什麼也沒有了。」她說道。我想，她指的是不僅是信仰，還有其他，當然包括愛。這便是伊莉娜尋尋覓覓，亟欲找回的感覺，否則她只能透過針扎大腿的痛來排解內心的苦痛並重新感覺「真實」。《罪愛妳》的情感描寫十分細膩、影像風格絕美，此外導演還在畫面中加入許多的比喻，讓罌粟花、羊桌巾、手帕等東西多了一層讓人得以解讀的內涵，加以演員們恰如其分的表現，在在皆為原本單薄的故事增添迷人的風采，相信也更能觸動觀者內心的情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