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洛茨基

先引用一段曼德尔论述俄罗斯当前主流思想如何歪曲托洛茨基的，以便更好理解此剧： “历史的讽刺在于，人们在今天指责托洛茨基，并不是因为他曾经是一个反革命，而是因为他曾经是一个极左的‘革命狂’；人们之所以指责他，不是因为他曾是列宁的敌手，而是因为他在1917年之后，曾是列宁的冤家对头和‘启发者’。作为十月革命‘血腥’的化身（一个犹太教徒且受到欧洲文化熏陶的世界主义者），托洛茨基是新法西斯主义者和偶尔公开与新斯大林主义者结盟的新黑帮分子的主要目标。在所有十月革命‘民主的’反对者们看来，托洛茨基（‘工人阶级历史任务’的‘教条乌托邦’是）一位自1918年以来在俄国历史上‘离经叛道’的伟大领袖。”（曼德尔著，颜岩译：《托洛茨基的经济观点与今日的苏联》，《革命的马克思主义与20世纪社会现实》，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43页。） 若是对俄国革命，对任何社会主义革命抱有深刻敌意的，那欢迎看此剧，此剧可以提供充分的意淫材料。 但若想了解一点俄国革命史，则此剧甚无价值。甚而对于艺术，当它失去最基本的良心与真实，而只是统治者的工具时，价值又何在呢？ 首先，此剧塑造的托洛茨基的形象与历史上托洛茨基本人相距甚远。此剧将托洛茨基塑造为一个几乎不讲人性的很有能力的暴君，一个会动辙发起屠杀的人，而那位斯大林主义者弗兰克-杰克逊反而是颇有人道主义情怀的人。但托洛茨基事实上颇有人道情怀，也很重视社会成员文化素养提高的问题，相关文字可见《日常生活问题》一书，及托洛茨基的一些信件。剧里将托洛茨基在西欧时说成是帕尔乌斯一手塑造其从乡巴佬转为表面看起来文明的人，但托洛茨基从小在德国人开的学校上学，本来就很“洋气”。托洛茨基与父亲的关系，对父亲的看法也不是剧中所表现的那样，相反托洛茨基对自己的父亲颇多温情，新经济政策后还让父亲在首都工作。他也不是一个为了革命完全不顾子女性命的人，他为了自己的外孙能幸存下来，不许周围的人与他的外孙谈论政治。他的次子也对政治不感兴趣，但并不影响与他的关系。 其次，对列宁各种歪曲，把列宁视为一个能力不足的暴君，一个只会耍弄权谋的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鲁塞尔会议的内容变成了托洛茨基个人大放异采的时候，但其实会上是有激烈的路线争论的，这些都被电视剧以权力斗争为名掩盖掉了。 第三，对十月革命历程的歪曲。当时托洛茨基与列宁在起义上有分歧，但主要分歧在于，托洛茨基主张在第二次全俄工兵苏维埃代表大会开会后起义，这样起义更有合法性，可减少外界用“政变”来对起义进行指责，而列宁主张可由布党中央与彼得格勒革命军事委员会领导起义，可在第二次全俄工兵苏维埃代表大会开会前起义，因起义是军事行动，讲求时机。事后起义时间其实是依照列宁的时间来的，而非什么列宁主张27号。而且当时斯莫尔尼宫（起义指挥部所在）在俄历10月24日夜一片繁忙，托洛茨基也不是一人一间屋子那样待着的。此外，加米涅夫与季诺维也夫在当时是反对起义的，甚至向非布尔什维克的报纸泄露起义消息，而非剧中那样被迫参与起义。在起义时召开的第二次全俄工兵苏维埃代表大会中还充满争论，毕竟当时是多个政党并存的，也不是列宁、托洛茨基讲什么下面就全是欢迎之声，相反有很多激烈的争论。 第四，对列宁与托洛茨基的关系进行歪曲。托洛茨基刚刚逃出俄国在西欧流亡时，与列宁相处甚欢，直到社民工党大会前后二人才发生激烈分歧，但在十月革命时二人是通力合作的关系，在十月革命后二人虽有些争论，但在多数问题上二人持相同立场，而非剧中表现的那样列宁各种阴谋算计托洛茨基，托洛茨基也各种胁迫列宁。 第四，马尔金在剧中被塑造成一个酒鬼、流氓式人物，但其实马尔金内向且自律，文化水平也并不低，且对处理部分外交事务。十月革命后为反对酗酒之风，他积极参与了捣毁酒窑的行动。且马尔金是壮烈牺牲的，而非被托洛茨基有意陷害而死。剧中这样设计马尔金，不过是为了呈现十月革命参与者多是“暴民”的形象。 第五，对托洛茨基第二任妻子娜塔利娅的塑造也是歪曲，其实娜塔利娅也是布尔什维克及后来左翼反对派政治的积极参与者，在欧洲留学时其思想就非常左倾。 第六，喀朗施塔得暴动发生于1921年，而非剧中所展现的发生于1918年。 历史剧不是不能对真相有所变动，但完全往反方向改变，那就不叫严肃的历史剧了，只叫歪曲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