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在读莺莺传里说：“当其新旧蜕擅之际，常呈一纷纭错综之情态，即新道德标准与旧道德标准，新社会风气与旧社会风气并存杂用。各是其是，而互非其非也。斯诚亦事实之无可如何者。虽然，值此道德标准社会风习纷乱变易之时，此转移升降之士大夫阶级之人，有贤不肖拙巧之别，而其贤者拙者，常感受苦痛，终于消灭而后已。其不贤者巧者，则多享受欢乐，往往富贵荣显，身泰名遂。”
这段话经文涛最近的引用而更为一般人所了解，而过去我仅知道此为陈先生被引用最高的一段话，并未有太多切身之感，巴金的家过去看过也并未有太深印象，此次看这部五六年的老电影，一一照亮了记忆深处的那些片段，觉慧写稿、鸣凤之死、梅表姐之死、觉新妻子之死等等等等，另一方面于陈先生那段话仿佛有点实在感受了。
巴金觉慧觉民这些人都是在新旧嬗变之际一味趋新而不知与强大旧势力略作妥协之拙人，这些拙者之痛苦是必然的；而家里那些假借老太爷之威权无恶不作的浪荡子一旦新势力得势也必然会如假洋鬼子一样窃据革命果实，然而当新势力还未得势他们则会用旧势力大力打击新兴势力，在这些巧人看来，无所谓新旧原则、理论思想，只有老太爷埋的银子才是要紧。而觉新之不能摆脱旧势力之安排，道德压力自是其次，要在其无经济独立，而老太爷在家族之威权，亦非为道德而因掌控经济权利也。
觉慧最后之出走上海，一如娜拉之出走，若非经济独立，恐怕要么堕落（出卖自己的灵魂，其实是开始回归另一个家）要么回家，船上的觉慧之所以充满希望与自信，在于他相信一个新的世界在等着他，但是到了上海呢，无非也就是上亭子间做一个苦逼的码字工，一如民国时无数电影中的知识分子一般，而巴金亦是其中一员，只不过他成功了，还有那无数没有成功的青年呢？他们最多在春风沉醉的夜晚获得一点女工的安慰吧！甚至由于趋新太过而被各种势力摧残致死，每次看现代史最感动的是那些年青烈士们，他们还是被正史所承认者，更多的一如鲁迅所谓默默的死吧。
然后呢，新的社会是夜上海的巧人们构成的世界，亦或是重庆的紧吃，然后他们抱着巴金的书奔向延安，然后是丁玲第六诊室和萧军日记，成为新社会的分羹者，进入另一个家，用一个他们自信的新观念组成的家。今天这些新观念又不顶用了，曾经的旧观念又回来了，家又回来了。
实则当时的家何尝如巴金所写那么分明，江南富商家族多是中西合璧，新世界的建立亦暂时离不开旧士绅的鼎力相帮，但一代代没有自主的青年拙人都可以在家中找到自己控诉的舒解，然而整个中国就是个家，等他们妥协了成功了，一如孙道临饰演的觉新留洋德国回来后成为了周朴园，他又成了高老太爷，酿成周萍周冲鸣凤的悲剧。今天呢，哪一个中国人不是背着家的道德枷锁行事几，略有不慎便有强烈的道德谴责，一生惴惴不安，恶性循环，历史从来都在循环，从来如此虽然不一定对，但你非得不如此你就成为被毁灭至少是痛苦的拙人，因此变巧即为成熟。
演员们，王丹凤最美，去年才去世，八十年代后去香港；黄宗英就不用说了，确实是个巧人，赵丹和冯亦代，又被赵丹吃醋说和孙道临。巧并没错，如果不巧，那就只能成为阮玲玉和周璇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