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寒

8月14日，世界“慰安妇”纪念日，电影《大寒》复映了。 在年初贺岁档，《大寒》票房惨淡，无奈下线。如今，暑期档重新上映，坦白说，我对其票房依旧悲观。 往小了说是，人们对这部影片是否会有兴趣，是否愿意为此付出时间；而往大了说，这可以涉及消费时代如何消解这类沉重的历史题材。 其实，单从影片本身来看，有些差强人意。毕竟，抗战题材的影视剧中，慰安妇这一群体已经“被观看”了太多，她们的“苦难历史”不应该被反复“消费”。 这并不是对影片的否定和质疑，而是对表达方式和视角的一种商榷。 “慰安妇”存在的历史真实性已经不容置疑，客观、真实记录她们的遭遇是对历史的尊重。但是，影像呈现上，不应仅仅满足于讲述她们令人痛彻心扉的“故事”，更重要的是，我们如何面对她们：我们的态度、我们的反思、我们应有的作为。 影片一开始，上世纪90年代的山西农村，村里的后生提亲，因为是“慰安妇”的“闺女”，觉得名声不好，以后会抬不起头来，拒绝了这门亲事。 曾经饱受摧残，幸运地活下来了，等待她的却是村里人更长久的偏见、轻视、鄙夷和被疏离，这种村里人的“嫌弃”，不是更让人心寒吗？ 就像一位老人所言：我恨日本鬼子，这不假；可我更恨的是我们村里的人。 影片最后，主角大妮说“打春了”。的确，依照节气，打春之后，天气渐暖，可更冷的人心呢？ 其实早在1940年代，作家丁玲创作的短篇小说《我在霞村的时候》就已经关注到这一问题。丁玲说，作品提出的是“一个更广泛的社会问题”，甚至有研究者认为，这是丁玲最好的作品。 小说以一位女性作家的视角讨论了一位在饱受日军凌辱，逃离慰安所返乡的乡村女子贞贞的遭遇，乡邻的蔑视、不屑和冷漠，让贞贞在肉体创伤之外，更多了一层因“不光彩”生发的心灵屈辱感。小说对这一“社会问题”的探索更多纳入到一种革命叙事和女性解放的言说中。而随着1990年代，“慰安妇”问题重回公众视野，这一“社会问题”又有了新的讨论价值。2002年，小说《我在霞村的时候》也被改编为电影《贞贞》。 2016年初，围绕上海一座慰安所是否拆除的争论或许是一个更现实的注脚。 在学者们看来，它的去与留要慎重考量，可正是它曾经的身世，让更多人质疑保留的必要。 有人认为慰安妇就是妓女，有人认为慰安妇事件不是正能量的事件。受采访的高中生甚至觉得“慰安妇”三个字说不出口，不光彩，还是少了解为好。 一座慰安所的去与留，关乎历史和现在，背后仍是我们当下对这一群体似是而非、躲躲闪闪的认知和评价。 长久以来，我们更多抱持一种“雪耻型民族主义”情绪来看待“慰安妇”问题，极少关切到那些幸存者的个体遭遇和生活命运，她们生活悲惨，无依无靠，背负屈辱的记忆“苟且偷生”，一如鲁迅所言，“只要平心一想，便觉不像人间应有的事情”。 《大寒》的结尾，一排排带框的名字，127位，她们都走了。 面对她们的苦难，我们是应该有负疚的，这是生存论意义上的负疚，而并非心理学意义上的负疚。 旅美华裔作家哈金饱受争议的作品《南京安魂曲》，在小说结尾写出了一个更为复杂难解的问题。 小说主人公安玲，作为日军罪行的证人出席东京审判，当她正要走进法庭的时候，一位穿和服的三十岁上下的女子，带着一个男孩走到她身旁，向她鞠躬，说： “母亲，这是您的孙子。” 然后对孩子说：“叫奶奶”。 “奶奶”，男孩有些讷讷的说。 这原本是多么温情的一幕，可就当安玲感受到亲情的瞬间，她突然意识到她们不能相认。作为被摧残的中国妇女的代表，她不能让人知道她有一位日本儿媳，这是令人羞愧的事情。 这可能是一个更宏大的命题：无辜负疚。 Ps：当然，如果暂时抛开历史、战争纠葛，站在同一人性的角度，站在对女性命运的关注上，日本导演熊井启在上世纪70年代拍摄的《望乡》值得一提。 影片改编自山崎朋子《山打根八号娼馆》，昭和初期，日本大批穷苦人家的女孩子被贩卖到南洋当妓女，被称为“南洋姐”，命运坎坷，受尽屈辱，有人客死异乡，有人侥幸回到故乡，却要承受世俗鄙夷的目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