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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北京的星期天下午开始想：中国是否是世界的缩影呢？”经历了星期天早上的雾，走过了北京还不繁荣的街，看见了和共和国一起成长的人，记录了必然或偶然进入的场景，当北京的星期天结束，一天不是回顾了所有历史，也不是指向确定的未来，克里斯·马克脑中出现的这个问题，到底问及的是谁？
当这个问题关涉的是中国和世界的关系，是不是马克想要把北京的一天当成1956年当下世界的一个坐标？问题问向谁，其实是纪录片为谁而拍？1956年，克里斯·马克来到中国拍摄关于中国人生活的纪录片，同行的还有阿涅斯·瓦尔达——在她的电影历史中似乎并没有关于1956年中国之行的整体影像，片段地出现在回顾自己的那些纪录片里，而克里斯·马克拿起了摄像机并记录了北京一个星期天的所见所闻，这部比米开朗基罗·安东尼奥尼拍摄的纪录片《中国》早16年的纪录片在某种程度上是中国向世界开放大门的一次实践，但是很明显，尽管在字幕的设计制作上有着浓郁的中国风，但是电影无论是视角上说还是观影目标的定位，都是西方世界的一次观瞻，它甚至在客观上造成了某种隔阂。
“制片人：马凯”，在右侧是中国传统剪纸的画面上，打出的是中国式的翻译，克里斯·马克，Chris Marker，变身为“马凯”，同样的，Barbaud翻译成“包儿博”，Queant翻译成“克安”，Arcady翻译成“阿尔弟”，以及阿涅斯·瓦尔达被翻译成“娃尔达”，无不是一种语言上的讨巧，而这些中文翻译正好是“中文参汉”的“娃尔达”所为，不同颜色的汉字给中国人一种萌萌的亲切感，但是这种“参汉”的方式却也制造了一些错误，比如把片名写成了“北京的星其匀日”，把“音乐”写成“音朱”，而在片尾的时候，出现的法语再见的“Fin”，而紧接着出现的汉字竟然是一个“在”——大约是想要表达的是“再见”的“再”。
法语名字翻译成中文，片名写成汉字，再配上剪纸、生肖和中国画，在形式意义上是具备了很多中国元素，但是克里斯·马克的这部电影并非是给中国人看的，所以这种讨巧的翻译和设计变成了某种别扭，而在纪录片里，中国和世界，镜头下的北京和持摄像机的人，也在一种隔阂的关系中表达，而叙事中的北京或者并不是真实的北京，当然，中国也可能不是世界想要看见的中国。从明皇陵的那条路作为起点，克里斯·马克拍摄了北京的普通一天：在这一天里，浓雾弥漫在北京城，“城市仿佛沉在海底”；在这一天里，孩子们在歌舞中表达喜悦，穿着红色运动服的体操健儿舒展身子，在公园里施展拳脚比武的是医院里的病号，动物园的青年男女在谈论“五年计划”；公交车在运行，大街上挂起了招牌，集市上摆着一些瓷器，卖艺的人舞刀弄枪一字步……从十三陵到天桥，从紫禁城到天安门广场，从“鞑靼城”到颐和园，克里斯·马克镜头下的北京，呈现的是朝气蓬勃的面貌，折射的是共和国之初中国人的生活，在这一点上，他的确是在记录时代。
但是，这些法国导演眼中的北京“当下”，却明显带着西方的视角。“我在巴黎生活了三十年，曾多次梦到北京，我还不曾了解她——我是从儿时的书籍中打开了北京的门。”儿时的图书里是被译介的北京，所以北京成为了巴黎人克里斯·马克的一个梦，而当他踏上中国的土地，记录北京的一天，无疑也是在书写一本可以被译介的书。他把十三陵的墓道叫做“明朝的大街”，他把孙悟空称作是“普米修斯与卓别林的结合体”，他把颐和园的那条小道叫做“蒙古凡尔赛宫的大道上”，在一种比喻中打开了西方的那本书。“这条通向胜利的大道却是死路一条，这便成为了中国的象征。”解说明十三陵的墓道时，克里斯·马克用了这样的旁白，为什么这是中国的象征？是封建社会的灭亡之路？是古老中国的封闭历史？在“鞑靼城”的外围，克里斯·马克从成吉思汗的统治到多民族的生息，北京从正式建都开始的历史，在他看来，就是需要从死路中突围。
所以，充满了“史诗和传奇”的中国历史，现在都变成了京剧和木偶戏，作为一种艺术表现手段，克里斯·马克把他们看成是走向死胡同之后历史的“重生”，孙悟空在大闹天空，抗击金兵的故事变成了木偶戏和绘画，而在京剧和木偶戏之后，克里斯·马克的镜头直接对准了国庆的天安门广场，这里有列队前进的士兵，有杂耍的群众，有朝气蓬勃的学生，还有挥手的毛泽东——这就是一种真正的再生，共和国的再生。所以在再生的世界里，年轻人谈论着五年计划，孩子们载歌载舞，颐和园划船的人面带笑容畅想生活的美好，“他们回顾着历史，展望着未来，我记录他们，倾听他们。”
但是再生的当下，克里斯·马克的镜头似乎也传递着一种导向，“中国革命直接对准资本主义，也针对尘土、疾病和苍蝇，结果中国还是存在资本主义，但没有了苍蝇，现在正奔向没有资本主义、疾病和苍蝇的未来。”似乎就指明了中国的未来道路，北京的星期天还有畸形脚的老妇，也曾发生在皇城根包着“锡纸”被遗弃的孩子，早晨的雾也困扰着北京百姓，但是他们都走在充满希望的道路上，街上的鸦片馆不见了，商店的招牌和广告竖立起来，人们在集市上购买商品，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百废之后就是一个待兴的现实。
所以，当1956年的一天成为克里斯·马克对于现实中国的书写，他的文本里一定是法式的预期：街上开过来蒸汽压路机，城市里出现了“传统和高贵”的建筑，现代学校里有现代女性，她们做着实验，而阅读的人手上拿着的正是法国图书，“他们对异域有着特殊的兴趣。”隐隐地传递着克里斯·马克对中国走向未来的设想：科学技术、西方文化、现代教育都是面向世界的一种实践，都是打开世界的一个通道，“中国现在开始醒来，他们需要分享每天的生活。”所以克里斯·马克的摄像机，他的纪录片，都成为分享的工具，打开中国的门，是为了打开世界的门，也只有打开了世界，中国才可以成为一个缩影。
1956年的一天，他来过，他记录，他倾听，他思考，在隔着“Fin”和“在”的文本里，克里斯·马克解读着另一个中国，另一个北京，以及另一个星期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