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概是由于题材，本片19年9月在内地院线撤档。而影片所提及到的人群，恐怕也要成为和电影一样的遗珠了。
电影的故事源起自秦海璐曾在台湾的一段工作经历，她了解到一些老兵的经历，为他们对故乡的念知所动容，希望用影片记录下这段即将消逝的时代。于是这部秦海璐导演的处女作应运而生，电影的目光聚焦一位独在异乡生活大半辈子的老兵的暮年生活状态。
泛旧的歌厅、老歌曲调、一群脸上已布满皱纹的老人、一群韶华不再的歌女，构成了台北西门町“红包场”。“红包场”这个名称，是因歌厅里的听众会将钱塞进红包献给自己喜欢的歌手而来。最旺的时期，台北有三四百家红包场，而随着这些老兵逐渐凋零，红包场也逐渐没落到只剩三四家。
如今的红包场夜来香歌厅，已经只有寥寥数人会来光顾，玫红的舞台灯光打在蒋生脸上，尽是落寞，他递上红包然后点些故乡的老歌，也是一种思乡的情愫与寄托了。红包场本来看起来像“声色场所”，实则已幻化为“富有人情温度”的场所。它们像是一枚枚时空胶囊，展现的不仅仅是个体，更浓缩了那个时代特定的部分（群体），胶囊随着时间的洪流被吞噬，这些孤独的老人逐渐被世人遗忘。
蒋生献红包的对象是一个叫阿珍的歌女，他甚至把半辈子的钱都花在了她身上。他俩的关系十分微妙，游走在情人和父女之间，他俩因为歌厅巧合相遇，又因时代变迁被推到社会的边缘。这样又悲情又浪漫的关系和殊途同归的命运让他们彼此分享孤独，在生活中互相陪伴、慰藉。
84岁的蒋生发现自己时日无多，开始给自己操办后事。他到旧货市场摆摊处理自己的旧家具——这些陪伴了他半辈子的旧家具，如同他每日相处的老伙伴。他用换来的钱给自己买了一副体面的楠木棺材，悲情的是，他一生飘零别无所求，这大概是他给自己花的最多的一笔钱。
抽去家具的家里空空如也，他选择每天睡在棺材里渡过自己在台北最后的光景。这样的光景吓到了阿珍——那个昏暗的镜头，视点始终处在屋外，所实现的效果却骇人又刺骨，而蒋生只平淡地说了一句“人这一辈子不是都睡在棺材里吗？”人的确生来就奔向死亡，只不过路途大相径庭，蒋生的这句话也暗示了他的一生：漂泊一世，时代浮沉中的弄潮儿。
虽说久居他乡是故乡，但剧作又暗暗埋下了不少符码：一罐做了半辈子的怀化辣椒酱、一封声称20年前的书信、一盒盒要运回故土的骨灰盒等等，这些来自于“故乡召唤”强有力的符码，无不暗示着蒋生“归根”的最终期望。
回故乡时蒋生身背重病，而在空间和时间的双重质变下，这座城市也早已面目全非，对他来讲，这是一种支离破碎的打击，什么才是故乡，什么才是家呢？蒋生去往辽河寻到了妻子之墓，此时他才终得归宿，也能释然了，原本地理空间层面的故乡与家，已超脱为精神意义层面的故乡与家。这一湾浅浅的海峡，竟花了一辈子的时间去跨越。片尾，阿珍唱起了《梦驼铃》：“攀登高峰望故乡，黄沙万里长，何处传来驼铃声，声声敲心坎……”对于那群回不去的老兵，心有所寄，魂无归处，这也就解释了他们千托万托也要将骨灰送回故土的缘由。这般老无所依的孤独与悲情，映射了时代洪流中激荡的残酷宿命。
虽然秦海璐是首次执导，但技法比想象中的更为娴熟。在调度上，摄影机始终与主角保持了一种距离——类似纪录片式的固定镜头——对老人的生活呈现形成一种注视驱力，每个镜头中都透露出一种平静与肃穆，契合主题和基调。叙事上，节奏沉稳，通过几个重要的意向和情节，将老兵蒋生的“死亡教科书”书写出来。
96岁的老戏骨常枫，息影二十年为此片出山，他也凭在此片中精湛的演技在上影节上封为影帝，同时宣布作为自己的封箱之作。在母题上，这部片依然存在挖得更深的空间，但难能可贵的是，它精准切入了极具时代特征的痛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