菠萝蜜

“我们的国家，建立在一个又一个的记忆被吸走的黑洞之间。为了成就国家的团结、和谐、强大，马来西亚每一个族群，都经历过某段被国家暴力逼迫遗忘的过去。”马来西亚导演廖克发说，他1979年出生于马来西亚霹雳州实兆远。 1970年代，退居边境的马共成立两支突击队南下马来西亚，试图重新建立根据地，廖克发身处的霹雳州是其中一个目标。不过吊诡地，直到1989年马共宣布解除武装，在他10年的童年及青少年记忆中，马共在马来西亚社会里如同不曾存在。 凭纪录片《不即不离》、《还有一些树》、剧情片《菠萝蜜》近年在台湾备受触目的廖克发，被评论为擅长处理东南亚华人族群驳杂而暧昧的历史记忆。然而他的电影无法在马来西亚上映。自从2011年毕业于国立台湾艺术大学电影系后，他便定居台湾作为创作基地。《不即不离》、《菠萝蜜》分别以纪录片和剧情片形式探索禁忌的马共历史，《还有一些树》则聚焦马来西亚建国后，在1969年第三届全国大选后爆发的马来人与华人大型冲突“五一三事件”。每部作品皆针对国族叙事的暴力，以及个体生命在当中所承受的伤痛。廖克发接触、拍摄马共历史的原点，是从父亲处偶然得知，祖父原来是马共游击队成员。 1948年3月，马共宣布，武装斗争为“最主要及最高的斗争形式”，组成马来亚民族解放军，与英国交战。两年后，廖克发的祖父在自家后面的橡胶林被击毙，年仅29岁。面对英军盘问，祖母否认与祖父的关系，其后一家幸存下来，廖克发的父亲童蒙之际便要承受“没有父亲”的事实。祖父的相片被悉数销毁，仅留下一幅画像。 廖克发的父亲长年在新加坡打工，父亲的缺席这一情节，在三代人之间轮回。 “要问我马共留下了什么痕迹，那就是一大片缺席、空白。很多华人对国家暴力习以为常，家族有很多不能说的禁忌。如果有家人在马共斗争时期失踪，我们只能强迫自己忘记他的存在。对华人来说，参与政治斗争而死，往往被内化成弱肉强食、成王败寇，通常只会形容一切都是命，而非思考公义与否的问题。事实上马共当年起事的部队里，除了华人之外，也有马来人及印度人，他们的家庭也都如此，只有符合国家大叙事的东西才可流传。”“我们要装作什么都没看到，没听到，不知道。长此下去，我们怎样去相信他人，真诚地拥抱某些信念？” “虽然是马共遗族，但我家一直把精力投放到赚钱生活，不谈政治，不谈家中禁忌，不谈早早消失掉的亲人。家人认为完全拒绝国家与政治，就是务实，因为政治都是肮脏邪恶的勾心斗角；我觉得某方面这种想法是合理，在国族历史中那么多个体被不公义地牺牲，要教人怎样相信可以争取公义，建设社会？我来自一个挺边缘的华人阶层，小时候住老木屋，不要说电视机，收音机也没有。同样地，我觉得马华一直都不是华人文化的中心，而是边陲地带，所以我们透过陆、港、台输出的文化去想象自己的身份，而且是很笼统地接收，还不懂得制造文化。” 廖克发强调自己最珍重的是个体的经验，而个体面对各种身份建构时，既能凝聚，也可能会为个体带来压迫。他记得小时候并不懂得说华语，只会说福州话，上小学时所有同学把他当成怪胎，因为无法与众人以华语交流。会说华语了，他到新加坡升读大学，却又面对身边新加坡人自觉说英语才是正统，有意无意地排挤英文较差的大马华人。到后来他赴台念电影，同样隐约察觉到台湾人的优越感，视马来西亚华人为某种前来投靠的“近亲”。 “如果身份只用来排外，团结自身，那我对身份这回事不大抱有好感。每当要建构一种民族主义时，总会出于民族大义，牺牲很多细碎幽微的个体。其实会不会我们每个人天生就是那么的不纯粹，才会在加入一种建构的纯粹的身份时，感到格格不合？” 在剧情片《菠萝蜜》中，廖克发虚构出一个马共游击队战士的儿子。与母亲短暂生活后，母亲忍痛把儿子藏到空心的菠萝蜜里，送到某个马来人家庭抚养。他同时也刻画了当代的一个马华青年来台读农业，与另一个菲律宾移工相识相恋的故事。并置两个世代两条故事线，他想问的是，假设一个青年身为马共遗族，不被马来西亚华人的大叙事承认，身为马来西亚华人，不被马来西亚官方叙事承认，来到台湾，是否就能走出被身份主体排挤的状态？如同故事以嫁接马来西亚菠萝蜜到台湾土地上种植作为意象，男主角嫁接菠萝蜜失败，廖克发也开始反问自己，如果身份反覆试图扎根在泥土，倒不如所有的根源其实都可以飘浮在空中？ “我不觉得有所谓先天决定的身份，身份要透过个人实践而得来。有人说过，我的电影试图模糊马华身份，但是我以拍电影实践我的身份，讲清楚我家承受的苦难，再进一步，与周遭国家的人民生命经验交错、并置、对比。因为对我来说，独立的身份并非是一种纯粹的东西，而是看清楚我与他人的差异和多元。在一个社区如是，在一个国家也如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