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态者意识形态指南

常识普及中——1、病人向医师求助。他们的罪恶感不是源自过多的快感，不是因为他们沉溺于快感，这种快感违背了责任感或者道德感等等，而恰恰相反，他们感到罪恶是因为他们不能充分享受快感，是因为他们无法去享受。       欲望绝不是对于某些事物的欲望，它总是对于欲望本身的欲望，一种要继续欲望的欲望。2、所有的暴力根本上是自杀式的。3、法西斯主义根本上是一个保守的革命。它需要经济发展和现代工业的革命，但依然是一个维持甚至加固传统等级社会的革命—— 一个现代、高效的社会，但同时受制于社会等级的价值观而不受阶级对立及其他的影响。法西斯主义者发现了一个问题：对抗、阶级斗争以及其他危机，是资本主义固有的，现代化、工业化意味着旧有稳固关系的瓦解，它意味着社会矛盾，不稳定性正是资本主义运作的基础。所以该如何解决这个问题？非常简单，你需要生产一个意识形态的叙事，解释社会上事物恶化的原因并非是社会发展的固有矛盾所造成的后果，而是外来侵略者造成的后果。（解释法西斯的反犹主义）        大部分我们今天认为是跟法西斯主义有关的元素，它们的源头都是工人运动。像大批队伍一起行进的理念、以严厉的身体纪律作为义务的理念，都是纳粹直接从左派社会民主主义中吸收过来的，比如人民的团结——问题是，什么样的人民？如果你所指的人民是“民族共同体”（Volksgemeinschaft）,人民的有机共同体，而敌人则自动变成外国入侵者，这样的话我们便成了纳粹主义者。4、德国战车乐队所做的是把这些“纳粹元素”从纳粹的表达中解放出来，允许我们享受它们前意识形态的状态。与纳粹主义斗争的办法就是去享受这些元素——通过悬置纳粹的视野，这样你可以在纳粹主义里面搞颠覆。5、我们看到满目疮痍的人类世界，半空的厂房，支离破碎的机器，半空的商店，此刻我们体验到的是精神分析术语里所谓的“真实的惰性”（Inertia of the Real），意义之外沉默的存在。6、《泰坦尼克号》是近年来好莱坞意识形态最重要的一个实例，原因在于那威胁着影片故事的迫在眉睫的张力。至少三个层次。第一层被人们讽刺地称之为卡梅隆的好莱坞马克思主义——对下等阶层荒谬、虚假的同情。头等乘客，他们大多是邪恶、自负、懦弱的，这体现在Rose的未婚夫身上。整体的叙事通过一个更为保守反动的神话来延续。冰山在这个爱情故事的发展里扮演何种角色？个人看法，他们的私奔将是真正的灾难。可以想象，也许在纽约经过两三周的激情后，爱情将会莫名消失。Rose是一个上等阶层的女孩，处于精神痛苦和困惑中，她的自我意识是破碎的，Jack的作用就是帮她重建她的自我，即她的自我形象。实际上这是一个老旧的帝国主义神话的新版本：当上层阶级失去他们的活力时，他们就需要跟下层阶级进行接触，像吸血鬼一样无情地利用他们，从他们身上吸走能量从而恢复元气，回到与外隔绝的上等生活里。         轮船并非是在性爱结束过后马上撞上冰山，而是当这对情侣决定在一起之后。        历史上经常会看到一个看似灾难的事件拯救了人们、或者一个理念，使它升华为一个神话。例：为了扼杀“布拉格之春”，1968年前苏联和其他华约成员国对（前）捷克斯洛伐克进行军事干预。通常认为苏联的残暴干预摧毁了“布拉格之春”的短暂梦想，我认为它反而拯救了这个梦想。倘若没有苏联干预，捷克将会变成一个普通的自由主义式资本主义国家。又或者，到了某个临界点，这也是改良主义共产主义者的普遍命运。当权的共产主义者将需要设置某种限制——你已经拥有足够的快乐和自由了，OK，现在又到需要规定权限的时候了。悖论恰好在于苏联的干预拯救了这个梦想，梦想着另一种共产主义的可能性，等等。       所以，通过短暂的自然灾难，这个爱情故事在理想层面得到永恒的救赎。这场灾难根本上是为了拯救永恒真爱幻想的一种孤注一掷的策略。我们可以看到意识形态在此如何通过两个表面层次有效运作：事故的魔力、爱情故事——它们全都是降低我们注意力的陷阱。实际上，它在为我们打开一个认知的入口：富人试图通过无情占有穷人的生命力以获得新生——有一个细节可以证明：当Rose发现Jack死了，她呼喊着：I'll never let you go,I promise.然而就在此刻，她把他推进海里。我们可以反讽地称Jack为消失的中介（mediator）。        这种情侣逻辑在好莱坞有很长的历史。无论故事内容是什么，按惯例，我们总会看到一对情侣的关系受到威胁，通过严峻的考验最后终于美满团聚。这逻辑不单对好莱坞适用。在前苏联四十年代末期，他们制作了前苏联史上最昂贵的电影之一：《攻克柏林》（The Fall Of Berlin），根据前苏联的立场记录二战。令人惊讶的是该电影同样遵照情侣逻辑。影片的深层逻辑就是为了使这对情侣重逢，而他们最终因斯大林领导战争的胜利而重逢——这就是意识形态的运作方式。7、阿布格莱布监狱丑闻——美国军人羞辱伊拉克俘虏，并非简单的“傲慢的美国人在羞辱他者”。那些伊拉克士兵所经历的，是一种对美国军队文化淫秽阴暗面的一种展示。        《Full Metal Jacket》最后，为何那个军人将自己枪毙？他没有像同为军人的主角那样，和这一切保持适当的、讽刺的距离，他过分直接地认同这些淫秽的仪式，太认真地对待它们。如果你成为了这些仪式的代言人，那么这将是自我毁灭性的：你会杀死你周围的人，最后杀死你自己。8、《黑暗骑士》（The Dark Knight）最令人不安的一点就是将谎言上升为一个普遍的社会准则，倘若说出了真相，就好像意味着社会秩序的崩溃。为了维护公众对法治系统的信任，我们需要以谎言来维护秩序。柏拉图称之为“高尚的寓言”。权力需要权威。哪怕是最民主的国家，为了展示它真正的权威，就必须总是需要某种言辞：“我们是通过选举来得到合法承认的——但基本上，我们可以对你为所欲为。”10、当下流行的陈词滥调：当我们面临暴力行为时，会引用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名言（来自《卡拉马佐夫兄弟》）：“如果没有上帝，万事皆无禁忌。”第一个问题在于，这句话当然不是他本人写的，第一个从他作品里推断出这句话的人，是1943年的让·保罗·萨特。第二个问题：这句话是错的。 恰恰是：哪怕上帝存在，万事也皆无禁忌。如果你将自己视作神圣意志的直接工具，那么当然所有狭隘琐细的道德考量就全部消失了。当你成为上帝的直接工具，你又怎么会从这么狭隘的角度来思考呢？这就是所谓的原教旨主义者的运作方式——但不仅限于他们。集权主义的每种形式都是这样运作的——即使它将自己表现为无神论。以斯大林主义为例：官方意义上斯大林主义是基于无神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但若仔细观察其政治代表或领袖个人的主体经验，其实他们并不处在一个傲慢主人的位置， 一个为所欲为的主人，相反，他们处在一个完美仆人的位置。一个斯大林主义者的宇宙里一定存在一个我们精神分析理论所说的“大他者”（The big other）。 这个“大他者”有许多名字，最为人知的是“通往共产主义的历史发展必然性”。一个共产主义者把自己作为单纯的工具，去实现历史的必然性。而集权主义领袖所为之效力的“人民”，永远不是简单的实际存在的个人或群体，它是一种想象的、理想化的参考依据，在各种情况中都能运作。就算在反抗共产党统治的时候——比如1956年匈牙利事件，就算绝大多数实际存在的人民起义与这个政权对抗，当权者仍然会说：“不，这只是个体而已，他们不是真正的人民。当然，我的心在为所有可怜的受害人淌血，但这不完全是我的责任，我只是代表‘大他者’在行事。”斯大林主义把列宁呈现为一个喜欢小孩和猫的人——暗示虽然列宁虽然不得不下令屠杀等等，但这并不是他的本意，他只是在履行他的义务——作为历史前进的职能工具。        颠覆斯大林主义的方法不仅仅在于嘲笑领袖，而是去破坏那个神话般的参考依据——使斯大林主义者领袖得以合法化的“人民”。       “大他者”究竟是什么？作为各种意识形态系统的根基，它有两个矛盾面。一方面，“大他者”是事物的秘密秩序（神的理性、命运、等等），它控制着我们，掌管我们行动的意义。另一方面，“大他者”是作为表象的秩序。许多被禁止的事物并非简单地被禁止，而是，它们不能发生在“大他者”身上。面对入侵者， 我们需要“大他者”来维持稳定，它是我们维持表象的原因。我们的悲剧在于：为了完全地成为个体，我们需要虚构一个“大他者”这样的载体来记录我们的困境。        但如果这样的载体不存在呢？波斯尼亚90年代初的后南斯拉夫战争中，对那些被强奸的女人来说，这正是她们最大的绝望之处。让她们坚持的是这样一个信念：我要活到讲出真相的那天。假使她们活下来了，她们发现了一件可怕的事：没有人真的在倾听她们，她们所发现的事实正是雅克·拉康的主张：“‘大他者’并不存在。”也许会存在一个虚拟的“大他者”，你却无法向其倾诉；也许会存在一个真实的他者，但他永远都不像虚拟的那一个。我们是孤独的。11、我认同卡夫卡的这句话：“对于一个现代、世俗的无宗教信仰者而言，官僚机构、国家官僚机构是唯一残存的与神圣维度的联系。”官僚机构与enjoyment之间具有密切的联系。官僚机构那不可穿透的全知全能，就是一种神圣的enjoyment。机构中那些毫无目的性的表演，生成一种紧张的enjoyment，他们就这样不断复制自己直到永远。12、在神学宇宙中，你的义务是由神授予的，由社会、或者另一个更高的权威决定，而你的责任就是去完成它。但在一个激进的无神论者宇宙里，你不仅要负责完成你的义务，你同时要负责决定你的义务是什么。13、在精神分析理论里，歇斯底里比变态更具颠覆性。一个变态者没有不确定性，而歇斯底里则是一种怀疑性的状态，一种极富生产性的状态。所有新的创造都来自歇斯底里的质问，而基督教独特的特征在于：它把这种歇斯底里的质问移置于上帝身上。        《基督最后的诱惑》（The Last Temptation of Christ）里有一个巧妙的理念：当耶稣基督在少年时被告知他不仅是上帝之子而且还是上帝自身时，他并没简单地接受这个说法。对于少年耶稣基督来说，这是个创伤性的消息：“天啊，为什么我死了？我真的死了吗？”        我们是如何得出使基督教例外（于其他宗教）的结论呢？一切由《约伯记》开始。约伯开始遭殃，他失去了一切。三个朋友来拜访他，每个人都试图证明约伯的不幸是合理的。而约伯的伟大之处在于他不接受这个深层意义。当《约伯记》末处上帝登场，还予约伯权利，上帝说那些神学朋友的话是错的，约伯是对的，灾难是没有意义的。我们在“取消受难的合法性”这个方向迈出了第一步。        犹太教和基督教之间的差异即焦虑和爱之间的差异。犹太教的神是他者欲望的深渊：灾难性的事情发生，而我们并不知道这个“大他者”的神究竟想从我们身上得到什么，神的愿望是什么。 为了命名这一创伤性的经验（钉上十字架），雅克·拉康用了一个意大利的短语“che voglio”——“你想要什么？”意思是，犹太教主义坚守着这种焦虑：神依然是这个高深莫测的、令人恐惧的他者。然而基督教用爱解决了这个冲突。通过牺牲自己的儿子，上帝证明他爱我们。这是一种假想的甚至煽情的对激进焦虑境况的解决方法。        我认为可以更激进地解读基督教的姿态。死在十字架上的恰恰是“大他者”的保证。基督教的启示在这里是极端无神论的。基督的死并非出于任何一种救赎或偿还罪债，它正是上帝的瓦解——那个确保我们生命意义的上帝——“Eli Eli lama sabachthani？（父亲，你为何弃我于不顾？）”         基督临死前，我们看到了精神分析理论里的“主体的匮乏”（subjective destitution）。彻底走出象征认同的领域，取消或者悬置象征性威权的整个控制域，“大他者”的整个控制域。我们当然不知道上帝想从我们身上得到什么，因为上帝并不存在。        基督曾说：“我不是带和平来这里。如果你不恨你的父亲或母亲，你就不是我的信徒。”家庭关系在这里象征的是社会等级的关系。基督的启示是：我快死了，但我的死是个好消息。它意味着自由已交还于你自己，沐浴在圣灵之中——圣灵正是信徒的共同体——他们认为基督会以某种方式回归，这种想法是错的。当信徒组成了解放性的集体时，基督就已经存在这里了。        ——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真正成为一个无神论者的方法就是去参与基督教，基督教是无神论式的，更甚于其他惯常的无神论主义。那些无神论主义声称上帝并不存在，但仍然保留了某种对“大他者”的信赖，这种“大他者”可以被叫做自然的必然性、进化等等，那么我们人类仍然被缩减为进化的和谐整体中的其中一员。——可再一次地，困难在于去接受“大他者”并不存在的事实，没有可以保证意义的参考依据。14、向自由迈出的第一步不只是单纯地改造现实去配合你的梦想，而是改变你梦想的方式。这是痛苦的，因为所有的满足感都来自我们的梦。二十世纪所有伟大的革命运动（包括苏联、古巴、中国）都有一个共同的难题：它们的确改变了社会本体，但平等的共产社会从来没有实现。梦想依然是旧的梦想，而它们都变成了最终的噩梦。现在剩下的激进左派所等待的是一个神奇的时刻——当真正的革命主体最终觉醒。而过去数十年令人沮丧的教训，在于资本主义已经变成了真正革命性的力量，即使它服务的是它自己。        15、在革命动乱里，一些能量或一些乌托邦的梦想出现，然后被打破，而甚至，一场社会动乱的实际结果也只是一种消费主义化的日常生活。这种过剩的能量不仅留存在现实之中，还萦绕在我们的梦里，等待着被救赎。从这个意义上说，无论何时，当我们参与激进的解放政治时，我们永远不该忘记本雅明在一个世纪前所说的这句话：“每一次革命，假使它是真正的革命，它不仅仅朝向未来，而且它也会救赎过往失败的革命。所有那些四处游荡、不满足的、过往革命的幽魂，都将在新的自由中找到他们的归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