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怖分子的孩子

这是徐捷的论文《真实的陌生感——浅析独立纪录片的力量来源与现实困境》结语中的语句。说实话这篇论文真的很烂：一篇学术论文中出现了如同二流营销号使用的煽情修饰话语，显得写作态度可疑。但某种程度上，用这段话来形容《恐怖分子的孩子》的导演Talal Derki再合适不过。这位“盗火者”带给我们的，是每个文明社会的成员不曾经历甚至无法想象的恶毒的火苗。而使我们颤栗的是，我们内心深知这样的不义与邪恶真实存在，和我们存在于同一个世界。 我们恐惧，因为我们知道那是真实 越是逼真的噩梦，越会使我们感受到恐惧。出于我们的人性，我们永远畏惧于“未知”，这也是所有恐怖片一直在表现的主题。但唯一比“未知”更加令人恐惧的，则是“真实”：同未知的不可预期性带来的缺乏安全感不同，真实的恐惧所带给我们的，则是一种深入骨髓的、无法躲避的恐惧。 《恐怖分子的孩子》的底色，是一种粗粝的真实。创作者带着摄像机同Al-Nusra（部分媒体译作努斯拉阵线）的创始人 Abu Osama 一家一起生活了两年半。在这两年半的时间里，他们每天一起祷告、一起生活，他用自己的镜头记录着这位恐怖分子的孩子们，记录着这些本该是孩童的生命，如何被极端思想左右，如何成为新的恐怖分子。 纪录片的主角之一，12岁的Osama，第一次出现在镜头前时，便冲着镜头开朗地一笑。但同样是这个开朗的男孩，在不久之后就同兄弟一起虐杀了一只小鸟。杀死鸟儿的Osama自豪地对父亲说：“我们把它的头割了下来，就像爸爸你对那个人做的那样。”

围坐在一起玩耍的孩子们，模仿着周围的成年人自己制作炸弹。一个矿泉水瓶配上各种化学原料。孩子们开心地看着自制炸弹在沙地中爆炸。

同样是Osama，面对着失去左腿的父亲，会伤心地哭泣，会一个人在野外出神，认真思考的脸上写着的则是悲怆。可他最终再次走上了同自己的父亲一样的道路。从最开始会在夜里抱怨教官对自己太严厉的孩子，成为了拿上枪熟练的“战士”。

以上这些镜头基本上都没有过度血腥残忍的画面，可每个人观看之后，感到的都是令人后背发凉的恐惧感。因为我们知道，这些可怕的事情真实存在，正在发生。正是纪录片所特有的这份‘“真实”，塑造了最高级的恐惧感。 他是恐怖分子，也是父亲 很难说Talal Derki在拍摄这部纪录片的时候，对于Abu Osama的定位究竟是恐怖组织的创始人，还是孩子们的父亲，但至少从纪录片最终展现的效果来看：在受众的眼里，他既是一名父亲，更是一名恐怖分子。正是这样的双重身份，使他作为恐怖分子，更加可怕；作为父亲，更加残忍。 诚然，作为父亲的Osama对自己的孩子时常流露出温情的一面，特别是抱着小儿子玩耍的镜头，会使很多人为之动容。Talal Derki真实地记录了这一切：作为父亲的Abu Osama，深切而真诚的爱着自己的孩子。同样是出于对孩子的爱，他会毫不犹豫地将自己的孩子们送上战场，为了他们的“事业”和“理想”继续去战斗。

无论站在何种立场，这都是一种违背所有现代文明的共有的价值观的做法，作为父亲，Abu Osama有着一整套自洽的、混合着宗教信仰和民族主义的理论体系，这套理论体系合理地解释了自己的所作所为。站在任何现代文明的角度，这都是一名无比残忍和可怕的父亲。 纪录片的职责是记录，不应带有立场，但成功的纪录片一定会使观众思考，使受众有自己判断和立场。从这个角度来说，全片没有任何正面指责恐怖组织的纪录片《恐怖分子的孩子》，再成功不过了。 纪录片的结尾说到，Ayman和自己的兄弟Osama由于不同的选择，走上了不同的人生道路，渐行渐远。 而纪录片创作者，冒着生命危险的“盗火者”Talal Derki带给我们的影像告诉我们，被极端思想左右的人民和土地，正在同现代文明渐行渐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