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过客文/苏七七这个电影是从火车站开始的，一个小伙子在奥斯威辛站下车。他不像别的游客那样只有一个随身小包，而是拖着一个沉重的箱子。几个出租车司机围上来，用英语向他打招呼。他说，去奥斯威辛纪念馆，车路过清新的风景，朴素的街道，都是很平常的景象。但是这个地名太沉重，奥斯威辛，它像一块脏石头压在人类的历史书上。能怎么办？跳过去？跳过这一页？或者停在这一页？或者匆匆读过，尽过读到的责任就翻到那些轻松愉快的篇章？这个电影，《过客》，于2007年上映，导演ROBERT THACHEIM生于1974年，不过三十出头，他拍的是一个德国年青人对如何面对这段历史的感受与思考，在叙事上影像上，都很成熟，虽然是长片处女作，却一点也没有习作式的生涩。对立与痛苦电影的主人公叫斯文，一个温和负责的帅小伙子。他到奥斯威辛来进行为时一年的民事服役，在德国，兵役可以用民事服役代替。这个地方不是他起意要来的，他报名去的阿姆斯特丹，被调剂到这里了。情节的起点很自然，但也似乎可以“过度阐释”一下：一个本来要服兵役的德国年青人，被派到波兰的奥斯威辛做民事服役的工作——主要是在纪念馆里，安排参观，餐点、活动之类，派他干什么就干什么。这个安排，看起来显得有点意味深长。他绝对不是来“赎罪”的，他本身也并没有犯任何罪行，但是在这个特殊的地方，他的国籍，他的语言天然地把他放置在一个“对立面”上。一开始他就能感受到“敌意”。他被安排和一个波兰老头克热明斯基住在一个小公寓里，并且要照顾这个奥斯威辛的幸存者。但是老头子对他很不客气，他需要他的帮助，但只用短语对他说话：“磁带。”“点火器。”“梯子。”这是个非常自尊，非常固执的老头子，他因为不能不要接受别人的帮助（也许特别是一个德国小伙子的帮助）而显得烦躁。有这么一幕：斯文想搀着克热明斯基下楼梯，但他们两个人的姿势都特别别扭，斯文像是要端一个古老沉重脆弱的瓷器，老头像是很不愿意被当作一件古老沉重脆弱的瓷器。他说他不用扶。那么斯文就跟在他背后，他还是不用他跟。他对这个两三步就可以跨下楼的小伙子这么慢动作似的跟在背后觉得难受，他不耐烦地说：“你到楼下去等我。”斯文倒真是一个好孩子。他是那种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培养出的好孩子，在物质与精神都比较充裕的地方成长，对秩序与自由都有比较健康的体会和理解，有自己的观点，对他人基本上有一种开放和善意的态度。对于照顾克热明斯基这件事，他把它作为一个工作接受下来，开车接送，帮助干点杂活，对克热明斯基的糟糕态度不满时他也会直接表达，并且不时提醒：现在已经某某点了，我的工作时间是到某某点……但他们的关系还是有进展。克热明斯基能体会到斯文的付出，斯文也能体会到这个孤单老头身上某种可以称之为“骨气”的东西。但是即便如此，他们之间的关系也还是达不到“朋友”这个程度，虽然他们之间的互相理解，比克热明斯基与同为波兰人的纪念馆员之间，比斯文与同为德国人的工厂主之间的理解还要多，他们之间的关系受制于来自历史与现实的痛苦的感觉——主要是克热明斯基的痛苦感，以至于他不能做到对斯文更友善，更敞开心扉，而斯文，作为一个德国人，一个健康阳光的青人，对这种痛苦是无能为力的。颓废与离开这种痛苦具体指的是什么呢？过去的，是人与人类所可能遭受的最残酷的痛苦，现在，是这种痛苦只能靠在陈列柜里一个个空荡荡的箱子呈现，奥斯威辛，是一个景点，克热明斯基，奥斯威辛的幸存者，是一个各种场合的历史讲述者。他的年青听众对他的报告没什么反响，有人要看看他身上的编号，说：“看不清楚了。”老头子说：“我没有再刻一遍。”他的辛酸要一个感受力和理解力都更强的人才能同情，但是，他又厌恶来自斯文的同情。而且，二战过去多少年了，德国还是强国，波兰还是弱国，奥斯威辛的工厂最后还是德国人来接手管理，来为当地人提供就业机会，波兰的年青人心中，未必有克热明斯基那样深重的痛苦，但有另一种惨淡的感受，是说不出口的吧。在《过客》中，斯文有过两个房东，一个克热明斯基，一个是漂亮的波兰姑娘阿尼娅。阿尼娅有一张明亮的杏脸，是奥斯威辛的导游，斯文站在停车场等她的那一幕拍得很美好。他站在搁纪念明信片的架子前，装作在看东西，实际上在注意阿尼娅的目光（电影的海报就用了这桢剧照）。阿尼娅显得能干，自信，友善，他们很自然地互相吸引。阿尼娅基本上对德国人没有偏见，但在带着斯文去一个集中营旧址时，她还是感到一种情绪的波动：虽然似乎因为每天解说同样的内容，早该就对这些东西麻木了。两个人本来是一想骑车去的，田野上的绿色那么明媚，但是曾经的三万个死者给这样的景色笼罩上一种“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的悲怆感。女孩最终去考了前往布鲁塞尔的奖学金，她想离开这个地方。她也不愿与斯文继续发展恋情。似乎她的波兰故乡与她的德国恋人，都同样给生活带来她不希望的东西。阿尼娅可以做她的选择，而她的哥哥科克日托夫，更愤青，更颓废的，似乎没有什么离开的可能性。他晚上在酒吧里喝酒演出，白天在工厂上班——不久因为迟到旷工被开除了。这个配角的性格不够深入，只能看出他既苦闷又失去不行动力的一面。但也许东欧的性格里，就有这么一种不将自己归类于成功者的悲情性吧？这倒是东欧不同于西欧的，有独特的诗意的地方。年青的德国导演没有拍出这个人物背后可能的深刻性来，但是在基耶斯洛夫斯基，最好的波兰导演的片子里，能看到类似的人的身影。这个电影的人物设置有它的立场与出发点，既是斯文的出发点，也是同样身为德国年青人的导演兼编剧的出发点。斯文在电影不论多么地温文内敛，他依然还是强势的：在与他相关的两对关系里，是年青人与老人的关系，男人与女人的关系，他基本上都还站在一个充满安全感的位置上，考虑一个怎样面对历史的问题。历史与日常对待历史，克热明斯基有一种让别人感到不自在的“坚持”态度。他简陋的小屋里放了一个齐备的工具箱，因为他一个接一个地修理那些放在陈列柜里的箱子。斯文帮他去还修好的箱子时，工作人员对这件事已经不耐烦了，他们说，这些是用来“保存”的，不需要“修复”。但斯文知道修箱子这件事情对于克热明斯基的意义，他自管自拿了箱子给老头修理，过了几天，纪念馆的人找到门来，因为他“偷”箱子了。克热明斯基没对斯文的理解说“谢谢”，他如同自言自语地说，当时，他答应了那些箱子的主人，保管这些箱子，等一天还给他们。这是这个非常平淡的电影里最大的一个“悬念”了。那些箱子的主人，都早已不在人世了吧？克热明斯基成了一个历史的，落莫的招领员。从他那里，历史不是历史，还是他身上一个曾无比惨痛的编号，但对别人来说：对那些中年的行政管理人员、工厂主，历史是一个起码表面上必须慎重对待的门面，对那些年青人，历史是自己出生前很久的东西，是教科书要求自己牢记的东西。——只不过几十年，历史就断裂了，变质了，历史成了纪念馆，纪念馆成了景点，他成了景点中的一件活化石？用来在开幕式闭幕式之类的场合发言？他拒绝成为这件一件活化石，但他面对一天一天淡去的历史，人们一天一天淡然的态度，无能为力。“给他们看看《辛德勒名单》吧，那更有用”。他平静地说。从历史的角度接受日常现实。斯文正好相反，他从日常现实的角度接受历史。他有一种基本的自制力用来对付敌意和漠然，从这个环境里发现了他能发现的重要的东西。虽然最后他还是感到了挫败与茫然：“这里太复杂了。”他可以轻轻松松地离开这里，回到柏林，他可以只做这里一个“过客”，相比起其他过客，他呆的时间已经足够长了。电影的最后，是他又拖着那个重箱子，去坐火车，他已经学会了几个波兰词，他能为别人指路了。但他有一种疲惫困顿的表情。一个德国老师带了一班孩子在小站里没头没脑地找路，斯文上去帮助他们，带他们坐车。老师在车上用一种很书面语的方式说：“我们的文明，我们的文化，归根结底要以此来衡量，以我们是如何对待不光彩的过去来衡量，对不对。对上百万人的有组织的屠杀让我们不得不……”斯文打断了他，他说：“我要刷卡了。”他在公交车的刷卡机上一下下刷着。他显得长大了很多，沉着了很多。所有经历的东西，可能不足以给他一个结论，也许也并没有结论可言，但是对于围绕着历史的人、事、语言，他有更真切与更深入的理解了吧。他的“过客”经历成为他个人的一小段历史，总会影响着他的现在，和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