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密斯先生到华盛顿

在去华盛顿的车上，史密斯和参议员乔·潘恩之间有过一次深刻的谈话，是围绕潘恩早年律师事业的伙伴，史密斯的父亲展开的。史密斯的父亲是一位编辑和出版家，被称为“失败案例的护卫者”，他曾说，“唯一值得争取的事业就是输掉的事业”。为了抵抗矿业集团，他被人从身后开枪射杀，潘恩目睹了这一切。史密斯对潘恩的仰慕来自于他的父亲，他对正义和公正的坚持也来自于他的父亲，他和他父亲戴一样的帽子，做一样的梦。在车上，史密斯感叹道：“当一个人像那样奋起反抗大企业，一个人并不能坚持很久吧？”潘恩摇了摇头，说：“不能。”这个片段，揭开了史密斯作为华盛顿参议院一员的序幕。小镇青年突兀地出现在一帮老练政客面前，就像一只丑小鸭走进一群白天鹅，显得格格不入。记者们耍弄他嘲笑他，认为他不过是又一个政治傀儡。面对记者的恶意嘲讽，史密斯忽然安静下来。这是我第一次意识到，詹姆士·史都华是多么胜任这个角色。他垂下双眼，观众再也看不清那总是真诚又孩子气的目光，一缕黑发散落在额上，向来生气勃勃的面孔此刻显得有些萎靡。美丽的女助手桑德斯是第一个真正认识他，并敞开心胸肯定他的人。在桑德斯的帮助下，他很快振作起来，并宣布了在泰瑞峡谷威利溪的源头建造国家儿童营的提案。不料这个提案恰好阻碍了潘恩以及大企业家泰勒一伙人所策划的大坝提案，他们害怕史密斯顺藤摸瓜会最终暴露他们的受贿丑闻，不惜伪造证据嫁祸史密斯，毁掉他的政治前途逼他回老家。当潘恩在办公室里和史密斯进行第二次长谈时，我一度被动摇。没错啊，尽管史密斯的不屈不挠是高尚的，但是政治游戏不是光凭高尚就可以玩得起来。潘恩在必要时候作出妥协，以此换取更多机会为需要的人谋取福利，这难道不是另一种坚持吗？但是很快，这种想法被推翻了。当你第一次学会向敌人卑躬屈膝，你就会养成习惯，最终等待你的将只有无尽的卑躬屈膝。有些东西是无法妥协的，一次也不可以，当你妥协时你就永远地失去它了。美国企业财团对国家命脉的掌控超乎想象，所谓的公平正义在这个单纯的年轻人眼前坍塌。面对对手的指控和国会的质询，他无力反击。万念俱灰的史密斯冲出大门，拎着行李来到林肯纪念堂。在这里，观众们将看到史都华在本片中的第一次出色演绎。他站在林肯像前，来华盛顿的第一天，他曾带着无限憧憬瞻仰过这座雕像，“自由平等”的美国梦仿佛就在眼前，现在他即将以失败者的角色离开，美国梦遥不可及。他自嘲地笑了笑，清豁高瘦的身躯在镜头前显得非常单薄，仿佛就快被给现实压垮了一样。转过墙角，他再也忍不住，坐在黑暗里默默流泪，光影的交错营造出一股失意的氛围，同时也勾勒出史密斯内心的疑问：是光明战胜了黑暗，还是黑暗战胜了光明？接下来的30分钟，是本片的高潮。史密斯在桑德斯的帮助下，在参议院以一己之力对抗整个议院。整个过程可谓跌宕起伏，每当你以为正义抬头时，对手总是有办法支出新招把你压下去，就好像穿越在长长的隧道里，每当你以为看到一丝光明，转个弯就发现前面有的只是无尽的黑暗。正是这种高度紧张的撕扯，将观众的心紧紧扣住。何时才能结束？何时这些冷漠的参议员们才肯放下手中的报纸，听听这个一直在坚持的年轻人到底为何而坚持？何时才有胜利的希望？虽然桑德斯他们尝试了所有办法，可是正义的声音依然传达不出去，大企业的势力太强大了，一个人能够坚持多久？一天一夜不停息的站立着演讲，换来成筐诋毁史密斯的报纸。他撑着摇摇晃晃的身体，翻看这些报纸，开始是震惊和不可思议，然后他抬头看向旁听席，眼中充满失望与无助。桑德斯在旁听席上含泪呼喊：“停止吧！杰夫！停止吧！”他的身后是一片沉寂。要放弃了吧？我默默想，回家吧，你已经尽力了。接着，意料之外也许又在意料之中，史密斯的眼神变得更加坚定，他转过头声嘶力竭地说：“你认为我被打败了。你们都认为我被打败了。而我没有被打败，我要站在这里继续为失败案例战斗，即使这个房间充满了像这样的谎言，即使泰勒和他的军队开进这里操练，有人会听到我的……”卡普拉式的结局，好人打了这场仗，直接导致胜利的却是坏人的觉悟，人性中的闪光点。这样的结局在很多人眼里显得突兀，仿佛是为了卡普拉式的皆大欢喜，编剧刻意手下留情。你甚至可能嗤之以鼻，幼稚的理想主义。但最终你会知道，史密斯确实胜利了，并不是因为他感动了潘恩，并不是因为结局是这样写的。他胜利了，因为他坚持下来，因为有人听到了，孩子们听到了，童子军们为他彻夜印制报纸；议员们听到了，他们最后放下了报纸开始听他演讲。他胜利了，因为他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他有桑德斯，还有那帮孩子们，奋起反抗大企业的时候，不是一个人，你会坚持得更久些，也许等待你的依然是失败案例，但你会走得更远。《史密斯先生去华盛顿》（Mr. Smith goes to Washington）是詹姆士·史都华（James Steward）和简·阿瑟（Jean Arthur）继《浮生若梦》（You can’t take it with you）之后，在卡普拉作品中的又一次合作。史都华在《浮生》一片中没有太大发挥，在这部戏里却有上佳表现，把一个木讷却正义感十足的小镇青年演绎得活灵活现。简·阿瑟曾被卡普拉称为“我最喜欢的女演员”，有着灵动的双眸和浓密的金发，漂亮的面孔和知性的气质。她诠释了不少卡普拉的作品，大多是聪慧的白领女子，其中桑德斯是我最喜欢的一个角色。这个足智多谋的女助理带领史密斯走过低潮，用自己的智慧帮助他再次站在议事厅里，当她在观众席上对着史密斯打着手势时，我想，这是每个男人梦寐以求的女人。1939年，当这部电影刚上映时，因其中对财团和政客间互相勾结谋取利益的揭露，而遭到华府官员的强烈反对。卡普拉在他的自传中提到，一天他和哈里·考恩（Harry Cohn）收到时任美国驻英大使约瑟夫·肯尼迪（Joseph P. Kennedy）发来的一封电报，要求中止这部电影在欧洲的发行，理由是：“这将会影响美国在欧洲的声誉。”卡普拉和考恩把对这部电影的一些正面评论邮寄给肯尼迪作为回答，肯尼迪最终没有再就此事进行追究。然而因为片中涉及对民主政治的描写，这部电影在法西斯国家中还是遭到了禁演，但这些曲折都没有阻止这部电影最终成为好莱坞黄金时代经典之作。虽然是主旋律作品，却并不一定要成为政府的喉舌，诚然这部电影中，依然可以窥见卡普拉对美国式民主的自信和自豪，假如没有制度的保护，史密斯断不可能再度站在议事厅里慷慨陈词，但是真正的自由、平等与民主，是高于国家和政府的，是属于全人类共有的精神财产。只有当一个导演把关注的焦点落在全人类共有的情感和追求时，他的作品才可能突破时空的局限流传下去，成为真正的经典。还是那句话，也只有真正相信这一切的导演，才能拍出令人信服的作品，这就是卡普拉的影片之所以成功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