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兆

记得在今年春晚上看到中法建交60周年的节目时，我的第一反应是今年的戛纳应该是有了。虽然没有影片最终夺得今年的金棕榈，但是管虎导演的《狗阵》为中国电影捧回了一座特别关注大奖。最近听到这条新闻的时候，实在是没忍住那会心一笑，想来正在崛起的“全球南部”对于曾经美欧二分的全球格局何尝不是一种需要“特别关注”的事情。于是我想看看“一种关注”在豆瓣的表现，但是阴差阳错地搜到了《预兆》。

《预兆》是上一届戛纳电影节一种关注单元的提名影片，出自一名来自刚果民主共和国的新锐导演。关于刚果，我能检索到的信息甚少，但是下面这条新闻好像让我懂了一点儿戛纳的“一种关注”是什么。 2006年的《时代》杂志有一期的封面故事属于这个世界上最不发达的国家之一——“世上最血腥的战争”（没有之一）。这则新闻详细地报道了400万刚果民主共和国人民，如何在过去十几年死于政治暴力下。然而在此期间对于没有任何平常的人道主义的抗议声跟进这宗惨剧， 无人胆敢从正面直视它一眼。仿佛一名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地区的儿童之死，远胜于一个无名刚果小儿的生命千百倍，更不用说以色列或者美国儿童。 当然我引用这则新闻我无意证明人道主义受到诸多政治权衡所中介，只是希望从这段背景里走近“一种关注”的起点——发生在这个文明星球上的野蛮战争（后）。当我们从这里出发开始理解这部电影时，才能获得和主人公科菲相似的视角。不仅是一个文明世界的来者进入了神秘的异域文化丛林中；还是一趟文明回到其起源前的返乡之旅。这趟旅程对于观众和科菲来说都不是一次《黑暗之心》式的人心旅途，因为这趟旅途的终点没有象牙和黄金，只有文明与文化对立下的暴力与恐惧。

本雅明曾经在《历史哲学总纲》中写下过——“没有一座文明的丰碑不同时也是一份野蛮的暴力实录”。或者说整个建立在文明丰碑之上的自由主义幻想依赖一种基本的对立：那些完全被他们出生地的生活所决定，被自己所属的文化所统治的那些人，和那些纯粹“享受”自己的文化，并被提升到文化之上，能自由选择文化的人之间的对立。即科菲和母亲（家族）的对立。（在此我们不难发现，野蛮的根源是文化本身，与某一特定文化的直接认同使人无法忍受其他文化。） 为什么本无利益冲突的一对母子会有如电影里那般深刻的对立？我想这一点在我们自身的文化立场里是难以解释的。不妨进入更宏观视角，从世界上另一处矛盾的爆发点——西方世界与伊斯兰世界——来寻找答案。西方世界与伊斯兰世界的矛盾是资本主义全球化带来的矛盾。全球化所属的现代性作为资本主义和科学话语霸权的结合体给予世界上各种不同文化以巨大的冲击。在现代化过程已经运作数百年的西方世界，人们有时间对这种冲击进行适应，各种文化事业缓和了现代性的巨大冲击力。但是在其他社会，尤其是缺少文化缓冲的伊斯兰社会，它们的符号秩序被这股来自世界的巨大冲击力残忍地扰乱了。这些社会的人丧失了他们的原始阵地，但是又没有足够的时间来建立新的阵地。也就无怪乎，当中一些社会为了避免全面解体而选择在惊恐之中树立起“原教旨主义”之盾。

在电影里我们能清晰地感受到惊恐平等地施加在了科菲家乡每个人的身上。电影里有一张令人印象深刻的画面被制作成了海报：科菲的姐姐和丈夫被强制通过某种仪式治疗性病的画面（如上图），他们诚实地按照某种要求纠缠在一起，但是口中的对话却是根本不相信橄榄油可以治疗他们的疾病。这种状态不免让人联想到某种临死前的“皈依”。就如某个突然面临死亡危险或者濒临死亡的人突然开始祈祷，这不正是源自恐惧而不是真诚的觉悟。生存本能强迫我们接受那个未知的恐惧。这一点在科菲的母亲身上更为明显。当片尾她失去了必须接受的恐惧——她的丈夫——之后，她才真正地得以袒露心声，她羡慕科菲可以逃离这片大陆。更可悲的是她同时也失去了恐惧这面盾牌，又陷入更全面的恐惧中。现在我们来回味一下电影中哭丧的那个画面。那些在房间内外判若两人的女儿们不正是一种出于某种恐惧下的皈依表演吗，而那个在她们中间面露惊恐的穆吉拉妈妈不正是来自摆脱了丈夫这面令人恐惧的盾牌但同时又失去了房间中一切权力后的复杂心情吗。

这种普遍的恐惧显然是“存在”层面的暴力。用本雅明在《暴力批判》中的总结，这属于“神话暴力”。就像儿子要服从于父亲的权威，哪怕这个父亲从不“在场”，哪怕我们根本不知道其依据。神话暴力是一种自为的存在，它以立法的方式树立疆界给违越带来罪与罚，是一种统治纯粹生命的血腥权力。在电影里那个从未露面的父亲，既是科菲生物学的父亲同时也是这种神话暴力的能指。它本质上是一个空无的符号/上帝，所以它没有实体/从未露面；也正是因为如此它才得以以缺席的方式存在于整个科菲的故乡里。 在这一基础上我们来看待科菲与父亲的关系，不难在《圣经》旧约中发现科菲的原型——约伯。约伯是上帝虔诚的信徒，撒旦并不相信真的有人这么虔诚，他与上帝打赌考验约伯。上帝对约伯一而再再而三地降下灾祸予以考验，虽然约伯不明所以但他不以自己的无辜作抗议，坚守着自身苦难的无意义性……如此看来那个不明所以的约伯不正是科菲本人；而他在求见父亲的路上莫名的晕厥，鼻子流血，被当作异教徒受难对于他来说不正是神秘的上帝降下的种种莫名的考验吗。这里的关键就在于电影没有赋予科菲的父亲任何意义，他只是一种纯粹莫名恐惧的象征。正如阿多诺的那句名言：“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残忍的。”对于一个经历过重大灾难的国度，赋予这场灾难任何意义都是缺乏人性的。换句话说拒绝意义成了抵抗神话暴力的关键。

在拒绝意义的路上科菲并非如约伯一般一蹴而就。当前几次考验降临的时候他还是试图找到父亲/探寻意义。而期间科菲身边的妻子、妹妹和母亲也如图约伯记中的那三位朋友，这三位女性都是这种神话暴力的受害者，但是她们在与科菲的交流中避开了那道真实的创伤。直到最后一次考验，科菲真正意义上如约伯般失去了父亲和女儿之后，这道创伤才被打开。并非因为科菲有了约伯一般的觉悟，而是他真的见到了“上帝”。回忆电影里的这个场面：科菲在得知父亲亡故后回到家乡了解情况，他见到了叔叔，也就是矿场新的负责人。他对科菲说了这样一段话：“耶和华所献祭的血，为洗净外邦人和他子孙的罪孽……现在它就在你面前！”（这里我看的版本里翻译肯定有点问题，但是对话大抵的意思就是上帝正站在你面前。）在这句对话之后，我们明显地能从科菲脸上的表情发现他受惊了。而所有恐惧的来源正是“神降生为人”的这一时刻。也正是在这一时刻科菲获得了和约伯记故事某种相似的解读：那个保证我们的行动必获幸福结局的上帝并不存在，换句话说那个全知全能知晓一切保护我们的上帝真的死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人，一个借以他的名义施以神话暴力的人。

然而这种普遍化了的暴力是否还有解药？罗马的诗人维吉尔有过一句名言：“如果我不能撼动天堂，我将掀翻地狱。”也许敢于去撼动那些日常生活中不能言明的支撑性阴暗面才是解决之道。虽然《预兆》这部电影没有提供这样的力量，但是它给出了一个削弱的版本，“如果没有天堂，我将展示/搬走地狱”。“Acheronta movebo”——也是弗洛伊德的著作《梦的解析》一书的题词。这也就难怪影片的结尾科菲搬着棺材的画面会出现在穆吉拉妈妈的梦中了。毕竟如果欧洲预示着非洲的未来，那这个梦确实是一种有待解析的预兆。 最后还是援引本雅明在1935年写于巴黎的一段“预兆”作为补充，如今看来它好像就快演变成了某种紧急状态的檄文了。“事实上，我在试图搞清楚这个世界的状况时一点也不觉得紧张。在这个星球上，很多文明在血腥和恐怖中灭亡了。自然，你希望有一天会经历一个抛弃血腥和恐怖的文明；事实上，我……倾向于设想我们的星球正等待着这一天。但很值得怀疑我们能否在它一亿岁或四亿岁生日时献上这样的礼物。而如果不能，这个星球将给我们最后的审判，惩罚我们这些有着未经深思的良好意愿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