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11大厅观影。改革/伤痕面目，极激进的影像手段在新时期绝无仅有。但一切图像的扭曲和影像空间质感上的断裂并非是精神和分析的，因为它在最初就否认了主体和镜像间的误读关系。海城在片中成为了仅仅具有时间性即被抽空的泛化的像。当然，观众明白海城指代上海，但它实际扮演一个无意识的出现之地。对于这部影片而言发生的空间性被高于时间性的强调，这看似有悖于最基本的“新-旧”时期的时间对应，实际在对时间的抛弃恰恰构成了主体的虚无，也即取消了其与镜像的误解，让其中对于体系的“封建认定”仅停留在像的层面——新时期并不针对前三十年本身，而为其量身创制一个“套层”，由于隔断了“误认”，遂将之去政治化为“叙事的符面”，以至于对预其的一切言辞，都不会有越轨的风险。当然，这一切的安排，都是以政治化为条件实现的。
除了公交车假寐的幻想段，此片在影像手段上达到政治目的最杰出的办法是贯穿各个场次的声画分离蒙太奇。每当一个空间内被给定一种语言去解释一种发生的政治态度时，主人公（主体）永远缺席之，远去于另一空间。我们能够出于经验性的理解那是一个递进的“时空关系”但是其在影片中通过声画不对位而平行交替则告知观众一种不被察觉的“误认”——关乎时间的误认，它肯定可主体的虚假和整个叙事空间（镜像）的不可缺任；同时表明：这一切仅仅是发生了的“叙事”而已。
我坚信新时期文学从始至终隐含着这种特性，只不过囿于手段的惯性，在最初的一些文本中这一种高明的（姑且言其有某种“官方的谋划”）办法没有被完全利用（亦有可能不被阅读者察觉），直到先锋创作以反对姿态重申之。
而影像不一样了，它永远比字符搭载更多的政治因素和内部张力，以至于在早起第五代之前就有了许多部可以被明确认定的，有上述“隐含特性”绽出的作品。
